6
周园园最害怕星期四，因为星期四有美术课。
美术课上要用到水彩笔，姆妈给她买过两套，但她用东西一向不知道爱惜，水彩笔不是东一支西一支不知道扔到哪里去，就是忘记盖盖子导致墨水风干了没法用，两套笔就都被她这么一支支败完了。
姆妈一生气，发誓再也不会给她买水彩笔。
三年级下学期，他们换了一个美术老师，那是一个四十多岁有点娘娘腔的男人，有一头好像假发套似的卷毛，他总眯着两只肉里眼扫视全班，把一只肥厚的留着长长小指甲的手搁在讲台上，懒洋洋地敲击着讲台。
周园园偷偷在心里给他起了个绰号，卷毛。
在卷毛的课上，水彩笔都要自己带而不能与别人合用，没带水彩笔的人都要受罚。
而他罚人的方式也跟别的老师不一样，不是罚站而是罚蹲。
美术课上，他们这些没有带画图工具的在他的命令下三三两两蹲在教室的各个空隙处。
卷毛会在上课时候来回沿着教室巡视，他从不区分男生女生，不管是谁，只要被他看见在蹲着的时候乱动，他就会上去，毫不客气地伸出穿着硬牛皮鞋的脚，快而准地朝这个人狠狠踹上去。
周园园蹲的位置边上坐着一胖一瘦两个男生，这就像是在她身边安插的两个监工。
她蹲久了双腿酸痛，忍不住稍微活动一下，胖子或者瘦子就会举起手来打小报告，“老师，周园园刚才站起来了。”
周园园因为这种举报挨过了卷毛许多次踹，终于长了教训，哪怕再酸再难过，她也就一动不动贴着墙根僵硬蹲着。
蹲足四十五分钟，她拖着两条不像自己的腿慢慢挪回座位，嘉树问，“你的水彩笔呢？”
周园园先说，“一支也找不到了。”她又没来由觉得羞耻和心虚，就嚷起来，“你不要问了，我就喜欢蹲着，我讨厌上美术课。”
嘉树很无语，又好像有些生气，也不再说话了。
下一个星期四，早晨她来上学，看到桌肚里放着一盒新的三十六色水彩笔，盒子底下还贴着某一年暑期围棋赛奖品的标签。
“我用不到。给你。”嘉树说。
周园园没说要，也没说不要，只是埋着头，有些无助似的拿手指一下下卷着胸口的红领巾。
她把嘉树也弄得有些不好意思了。
一直到下午，美术课的上课铃响了，卷毛照例挨桌检查每个人的画画工具，当他离他们还有两个座位的时候，周园园才把那套嘉树送的水彩笔摆了出来。
卷毛看一眼彩笔，又看一眼她的脸，一言不发地走过去了。
周园园开盒的时候很当心，拔盖子也当心，画在纸上都是轻轻的，好像这彩笔是用豆腐做的。
下课后，她也学嘉树的样子，把用完的彩笔按它们最初的颜色顺序放好，小心翼翼放进书包隔层里，再拉好拉链。
这一套水彩笔，周园园从三年级一直用到五年级，到它们彻底干涸，再也画不出一点颜色，却还是维持着她最开始拿到手的样子，盒子完好，三十六种颜色一支也不缺。
期中考前夕，照例是班干部选举，那天早晨，美术课上打过她小报告的胖男生便拿着一堆饼干糖果一类的零食挨桌分发，发到他们那一桌时，嘉树看着胖子，既不说话也不动，胖子嘟嚷一声“没劲”，就悻悻着又把东西收了回去。周园园却连看也没看，就把他的饼干往外推，她说，“我不要吃。”
第二节班会课，选举正式开始，嘉树是三杠，不用参与班内的选举，就到班主任边上一起统计票数。
老师一张张唱票，嘉树背着身在黑板上画“正”字，除了粉笔落在黑板上的声音，教室内静无声息。
学习委员，劳动委员，生活委员，宣传委员，终于所有的班干部全都评选完毕。
一整堂课，胖子的眼睛始终死死盯着黑板，而当他的落选成了既定的事实之后，他看着那些依次上讲台去，敬了礼从老师手里领过新标志并佩戴上的人，瘪着嘴像要哭，却又不屑地翻起了白眼。
下课后，他忽然趴倒在桌上，哭了整整一个课间。
周园园是在这天中午吃完饭回教室的时候发现自己的书包不见了的，既不在桌肚里，也不在座位上，更不在地上，哪里都没有。
有人告诉她，是胖子拿走了她的书包。
她到胖子的课桌前，胖子好端端地坐在座位上，上午为落选而流的眼泪消失无踪，他对着她，脸上挂着一种满不在乎的恶劣的笑，伸手指指身边的瘦子，“我没扔，他扔的。”
瘦子却又嘻嘻哈哈地去戳胖子，“不是我。是他。他把你的书包从垃圾口扔下去了。不骗你。”
长大以后，周园园做过许多噩梦，有一部分是由某些童年时不好的记忆重新组合，幻化得来的。
其中就有这天中午的学校垃圾站，无止无尽的垃圾堆在太阳下，散发着恶臭，她用一只小小的手从最底下开始翻，要翻的东西始终没有出来，垃圾却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直到把她吞没。
她拎着用自来水冲洗过的书包回到教室时，下午第一堂英语课已经快结束。
老师的眼角余光已经瞥见了她，却并没有叫她。
教室里很安静，搁在讲台上的录音机里机械地播放着第一小节的课文。
周园园始终低着头，书包上的水滴滴答答在她脚下积了一小摊。
“啪”一声，录音机的播放自动断了。
老师终于朝她走过来，他看见了她那只淌着水的湿书包，却只冷冰冰地问，“为什么现在才来上课？”
周园园答得慢了一拍，“我的书包被人扔下垃圾口了……”
她没说完，就被不耐烦地打断，“为什么不扔别人的要扔你的。进去坐好。”
周园园又慢了一拍，才走回教室，隔开很远的距离，看到一胖一瘦两个脑袋靠在一起交头接耳，挤眉弄眼地对她笑。
春天的太阳好，周园园的书包到放学的时候已经半干，看不太出洗过的痕迹。
她背着半干的书包一路跑回家，却对学校里的事情闭口不谈。
她不想跟姆妈说这件事，她知道姆妈一定会像老师一样说，为什么不扔别人的偏要扔你的。
她也不想跟爸爸说，爸爸一向懒得管小孩子之间的事情的。
爷爷奶奶更不想说。她谁都不想说。
第二天，到了该要起床上学的时候，她却赖在床上不起来了，先是说头晕，又说牙齿痛，总而言之就是不想起床不想上学。
爸爸姆妈急着上班去，谁也叫不动她，没有办法，只好任她待在家里。
周园园像个真的病人一样，怏怏地在床上看了一天的电视，两顿饭都是奶奶端上楼去。
黄昏时，奶奶上来喊她，说有同学过来找她时，她只觉得是奶奶为了让她下楼而故意骗她。
她蓬着头慢慢地下楼梯，突然看见赵嘉树背着书包坐在自己家堂屋的板凳上时，还以为是出现了幻觉。
黄昏的暖光从堂屋的茶色玻璃门里透进来，男孩的发丝近乎被染成了栗色。
她呆立在最后一截楼梯上，一时动不得了，也说不出话来。
美术课上要用到水彩笔，姆妈给她买过两套，但她用东西一向不知道爱惜，水彩笔不是东一支西一支不知道扔到哪里去，就是忘记盖盖子导致墨水风干了没法用，两套笔就都被她这么一支支败完了。
姆妈一生气，发誓再也不会给她买水彩笔。
三年级下学期，他们换了一个美术老师，那是一个四十多岁有点娘娘腔的男人，有一头好像假发套似的卷毛，他总眯着两只肉里眼扫视全班，把一只肥厚的留着长长小指甲的手搁在讲台上，懒洋洋地敲击着讲台。
周园园偷偷在心里给他起了个绰号，卷毛。
在卷毛的课上，水彩笔都要自己带而不能与别人合用，没带水彩笔的人都要受罚。
而他罚人的方式也跟别的老师不一样，不是罚站而是罚蹲。
美术课上，他们这些没有带画图工具的在他的命令下三三两两蹲在教室的各个空隙处。
卷毛会在上课时候来回沿着教室巡视，他从不区分男生女生，不管是谁，只要被他看见在蹲着的时候乱动，他就会上去，毫不客气地伸出穿着硬牛皮鞋的脚，快而准地朝这个人狠狠踹上去。
周园园蹲的位置边上坐着一胖一瘦两个男生，这就像是在她身边安插的两个监工。
她蹲久了双腿酸痛，忍不住稍微活动一下，胖子或者瘦子就会举起手来打小报告，“老师，周园园刚才站起来了。”
周园园因为这种举报挨过了卷毛许多次踹，终于长了教训，哪怕再酸再难过，她也就一动不动贴着墙根僵硬蹲着。
蹲足四十五分钟，她拖着两条不像自己的腿慢慢挪回座位，嘉树问，“你的水彩笔呢？”
周园园先说，“一支也找不到了。”她又没来由觉得羞耻和心虚，就嚷起来，“你不要问了，我就喜欢蹲着，我讨厌上美术课。”
嘉树很无语，又好像有些生气，也不再说话了。
下一个星期四，早晨她来上学，看到桌肚里放着一盒新的三十六色水彩笔，盒子底下还贴着某一年暑期围棋赛奖品的标签。
“我用不到。给你。”嘉树说。
周园园没说要，也没说不要，只是埋着头，有些无助似的拿手指一下下卷着胸口的红领巾。
她把嘉树也弄得有些不好意思了。
一直到下午，美术课的上课铃响了，卷毛照例挨桌检查每个人的画画工具，当他离他们还有两个座位的时候，周园园才把那套嘉树送的水彩笔摆了出来。
卷毛看一眼彩笔，又看一眼她的脸，一言不发地走过去了。
周园园开盒的时候很当心，拔盖子也当心，画在纸上都是轻轻的，好像这彩笔是用豆腐做的。
下课后，她也学嘉树的样子，把用完的彩笔按它们最初的颜色顺序放好，小心翼翼放进书包隔层里，再拉好拉链。
这一套水彩笔，周园园从三年级一直用到五年级，到它们彻底干涸，再也画不出一点颜色，却还是维持着她最开始拿到手的样子，盒子完好，三十六种颜色一支也不缺。
期中考前夕，照例是班干部选举，那天早晨，美术课上打过她小报告的胖男生便拿着一堆饼干糖果一类的零食挨桌分发，发到他们那一桌时，嘉树看着胖子，既不说话也不动，胖子嘟嚷一声“没劲”，就悻悻着又把东西收了回去。周园园却连看也没看，就把他的饼干往外推，她说，“我不要吃。”
第二节班会课，选举正式开始，嘉树是三杠，不用参与班内的选举，就到班主任边上一起统计票数。
老师一张张唱票，嘉树背着身在黑板上画“正”字，除了粉笔落在黑板上的声音，教室内静无声息。
学习委员，劳动委员，生活委员，宣传委员，终于所有的班干部全都评选完毕。
一整堂课，胖子的眼睛始终死死盯着黑板，而当他的落选成了既定的事实之后，他看着那些依次上讲台去，敬了礼从老师手里领过新标志并佩戴上的人，瘪着嘴像要哭，却又不屑地翻起了白眼。
下课后，他忽然趴倒在桌上，哭了整整一个课间。
周园园是在这天中午吃完饭回教室的时候发现自己的书包不见了的，既不在桌肚里，也不在座位上，更不在地上，哪里都没有。
有人告诉她，是胖子拿走了她的书包。
她到胖子的课桌前，胖子好端端地坐在座位上，上午为落选而流的眼泪消失无踪，他对着她，脸上挂着一种满不在乎的恶劣的笑，伸手指指身边的瘦子，“我没扔，他扔的。”
瘦子却又嘻嘻哈哈地去戳胖子，“不是我。是他。他把你的书包从垃圾口扔下去了。不骗你。”
长大以后，周园园做过许多噩梦，有一部分是由某些童年时不好的记忆重新组合，幻化得来的。
其中就有这天中午的学校垃圾站，无止无尽的垃圾堆在太阳下，散发着恶臭，她用一只小小的手从最底下开始翻，要翻的东西始终没有出来，垃圾却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直到把她吞没。
她拎着用自来水冲洗过的书包回到教室时，下午第一堂英语课已经快结束。
老师的眼角余光已经瞥见了她，却并没有叫她。
教室里很安静，搁在讲台上的录音机里机械地播放着第一小节的课文。
周园园始终低着头，书包上的水滴滴答答在她脚下积了一小摊。
“啪”一声，录音机的播放自动断了。
老师终于朝她走过来，他看见了她那只淌着水的湿书包，却只冷冰冰地问，“为什么现在才来上课？”
周园园答得慢了一拍，“我的书包被人扔下垃圾口了……”
她没说完，就被不耐烦地打断，“为什么不扔别人的要扔你的。进去坐好。”
周园园又慢了一拍，才走回教室，隔开很远的距离，看到一胖一瘦两个脑袋靠在一起交头接耳，挤眉弄眼地对她笑。
春天的太阳好，周园园的书包到放学的时候已经半干，看不太出洗过的痕迹。
她背着半干的书包一路跑回家，却对学校里的事情闭口不谈。
她不想跟姆妈说这件事，她知道姆妈一定会像老师一样说，为什么不扔别人的偏要扔你的。
她也不想跟爸爸说，爸爸一向懒得管小孩子之间的事情的。
爷爷奶奶更不想说。她谁都不想说。
第二天，到了该要起床上学的时候，她却赖在床上不起来了，先是说头晕，又说牙齿痛，总而言之就是不想起床不想上学。
爸爸姆妈急着上班去，谁也叫不动她，没有办法，只好任她待在家里。
周园园像个真的病人一样，怏怏地在床上看了一天的电视，两顿饭都是奶奶端上楼去。
黄昏时，奶奶上来喊她，说有同学过来找她时，她只觉得是奶奶为了让她下楼而故意骗她。
她蓬着头慢慢地下楼梯，突然看见赵嘉树背着书包坐在自己家堂屋的板凳上时，还以为是出现了幻觉。
黄昏的暖光从堂屋的茶色玻璃门里透进来，男孩的发丝近乎被染成了栗色。
她呆立在最后一截楼梯上，一时动不得了，也说不出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