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利”，也重“义”
重“利”，也重“义”
都说腾讯现在成了互联网行业最赚钱的企业，自然其“利”可观；而腾讯在很大程度上又改变了人们的沟通方式，又是一种“大义”。
但不管怎样，做企业不能只以赚钱为目的，在“利”的基础上要更加注重企业的“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受人尊重的企业。
——《第一财经日报》
腾讯之“利”可观，之“义”曾遭网友质疑，他们认为腾讯收费项目过多，有些收费不尽合理。马化腾回应说，腾讯改变了人们的沟通方式，这要算一种“大义”，他自己就收到过通过qq找到伴侣的喜糖，何况收费不是强制性的，而是摆出来可供选择的，“如果免费服务也做成收费，那市场肯定就不答应。”
如今面对甚嚣尘上的微信收费的问题，腾讯及时站出来辟谣，并坚决表示：微信不会收费。
儒家有一种思想叫“义以生利”，意思是说行义也能产生利。这就要求企业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积德行善，多行义举，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报效国家，回馈社会。
这些行为不但不能为企业带来直接的利润，反而还需要企业付出一定的额外费用。但从长远来看，能使企业在社会公众心目中树立起良好的形象，极大地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为企业发展创造一个和谐的外部环境，这反过来又使企业受益匪浅，实现企业利益与社会责任的良性互动。
得民心者得天下，眼里只有“利”而没有“义”的企业终究会得不偿失，自食苦果。
逝世已60多年的圣雄甘地，在20世纪提出毁灭人类的“七宗罪”，其中一宗就是“没有道德的商业”。
对于商业伦理缺失的现状，曾任ibm（中国）全球企业咨询部运营战略首席顾问的白立新曾说，企业家在天堂门口的时候，上帝不问你的企业有多大，他会问你做大企业的过程中做过多少伤天害理的事；上帝不问你的企业有多强，他会问你做强之后是否善待客户、员工和伙伴；上帝不问你的企业有多久，他会问你在长久时间里，消耗了多少石油、天然气、煤炭、淡水、新鲜空气等不可再生的资源！
企业赢利与否本来与道德无关，但企业以什么样的方式赢利或亏损，则不得不考虑是否有违道德。《史蒂夫·乔布斯传》中介绍苹果营销哲学一段里，作者描述乔布斯时强调，“你永远不要怀着赚钱的目的去创办一家公司，你的目标应该是做出让自己深信不疑的产品，并创办一家生命力很强的公司。”
《世界经理人》杂志曾针对1500余名企业经理人做了一项调查，其中，近八成的受访者认为，企业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商业道德的丧失。除此之外，认为“急功近利，没有长远发展目标”和“价值观缺失”造成企业失败的受访者也分别达到74.1%和62%。
“近些年来，在资本、利润的驱动压力下，中国企业越来越浮躁，越来越重视规模、利润，却忽略了道德和法律的约束，因此导致与之相关的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和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钟宏武教授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
顺丰董事长王卫在谈到为何不想上市时就曾表示，他做企业，是想让企业长期地发展，让一批人得到有尊严的生活。如果上市，环境发生改变，就要为股民负责、要保证股价不断上涨，企业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利润。这样企业将变得很浮躁，和当今社会一样的浮躁。
“在利益诉求和坚守道德的衡量中，企业应着眼长远，平衡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这需要管理者的全面考量。”厦门大学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文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伟阳认为。
为了鼓励企业自主地提高道德建设水平，西方一些政府的管制措施尤其具有针对性和差异性。例如，政府对经营道德上出现问题的企业在执行罚金上有不同措施：原本应处以罚金4000美元的事件，如果被罚企业已经建立了内部道德管理制度，则罚金为标准的0.05倍；如果企业没有建立相应的伦理管理制度，则罚金为标准的4倍。
企业伦理的外部制度建设同样可以从伦理标准的引导、伦理监督、伦理奖惩等多个角度进行。在加拿大等国，政府不仅有完善的法规，在某种程度上强制企业遵守一定的伦理规范，还设有专门负责监督的伦理官员。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苏勇认为，以先秦儒家“见利思义”的义利观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商业经营思想，或许对我们今天构建现代商业伦理体系，矫正企业经营伦理和企业家的义利观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企业道德思想取决于决策者的道德素养，正如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里所言，企业家要有“道德的血液”。
都说腾讯现在成了互联网行业最赚钱的企业，自然其“利”可观；而腾讯在很大程度上又改变了人们的沟通方式，又是一种“大义”。
但不管怎样，做企业不能只以赚钱为目的，在“利”的基础上要更加注重企业的“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受人尊重的企业。
——《第一财经日报》
腾讯之“利”可观，之“义”曾遭网友质疑，他们认为腾讯收费项目过多，有些收费不尽合理。马化腾回应说，腾讯改变了人们的沟通方式，这要算一种“大义”，他自己就收到过通过qq找到伴侣的喜糖，何况收费不是强制性的，而是摆出来可供选择的，“如果免费服务也做成收费，那市场肯定就不答应。”
如今面对甚嚣尘上的微信收费的问题，腾讯及时站出来辟谣，并坚决表示：微信不会收费。
儒家有一种思想叫“义以生利”，意思是说行义也能产生利。这就要求企业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积德行善，多行义举，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报效国家，回馈社会。
这些行为不但不能为企业带来直接的利润，反而还需要企业付出一定的额外费用。但从长远来看，能使企业在社会公众心目中树立起良好的形象，极大地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为企业发展创造一个和谐的外部环境，这反过来又使企业受益匪浅，实现企业利益与社会责任的良性互动。
得民心者得天下，眼里只有“利”而没有“义”的企业终究会得不偿失，自食苦果。
逝世已60多年的圣雄甘地，在20世纪提出毁灭人类的“七宗罪”，其中一宗就是“没有道德的商业”。
对于商业伦理缺失的现状，曾任ibm（中国）全球企业咨询部运营战略首席顾问的白立新曾说，企业家在天堂门口的时候，上帝不问你的企业有多大，他会问你做大企业的过程中做过多少伤天害理的事；上帝不问你的企业有多强，他会问你做强之后是否善待客户、员工和伙伴；上帝不问你的企业有多久，他会问你在长久时间里，消耗了多少石油、天然气、煤炭、淡水、新鲜空气等不可再生的资源！
企业赢利与否本来与道德无关，但企业以什么样的方式赢利或亏损，则不得不考虑是否有违道德。《史蒂夫·乔布斯传》中介绍苹果营销哲学一段里，作者描述乔布斯时强调，“你永远不要怀着赚钱的目的去创办一家公司，你的目标应该是做出让自己深信不疑的产品，并创办一家生命力很强的公司。”
《世界经理人》杂志曾针对1500余名企业经理人做了一项调查，其中，近八成的受访者认为，企业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商业道德的丧失。除此之外，认为“急功近利，没有长远发展目标”和“价值观缺失”造成企业失败的受访者也分别达到74.1%和62%。
“近些年来，在资本、利润的驱动压力下，中国企业越来越浮躁，越来越重视规模、利润，却忽略了道德和法律的约束，因此导致与之相关的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和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钟宏武教授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
顺丰董事长王卫在谈到为何不想上市时就曾表示，他做企业，是想让企业长期地发展，让一批人得到有尊严的生活。如果上市，环境发生改变，就要为股民负责、要保证股价不断上涨，企业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利润。这样企业将变得很浮躁，和当今社会一样的浮躁。
“在利益诉求和坚守道德的衡量中，企业应着眼长远，平衡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这需要管理者的全面考量。”厦门大学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文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伟阳认为。
为了鼓励企业自主地提高道德建设水平，西方一些政府的管制措施尤其具有针对性和差异性。例如，政府对经营道德上出现问题的企业在执行罚金上有不同措施：原本应处以罚金4000美元的事件，如果被罚企业已经建立了内部道德管理制度，则罚金为标准的0.05倍；如果企业没有建立相应的伦理管理制度，则罚金为标准的4倍。
企业伦理的外部制度建设同样可以从伦理标准的引导、伦理监督、伦理奖惩等多个角度进行。在加拿大等国，政府不仅有完善的法规，在某种程度上强制企业遵守一定的伦理规范，还设有专门负责监督的伦理官员。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苏勇认为，以先秦儒家“见利思义”的义利观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商业经营思想，或许对我们今天构建现代商业伦理体系，矫正企业经营伦理和企业家的义利观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企业道德思想取决于决策者的道德素养，正如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里所言，企业家要有“道德的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