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一九章 北方钱行（上）
毫无疑问，刘和选择在大饥荒之后的第一年举办农博会，在时间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此时，民心思稳，人人渴望家中有余粮，所以对于农事生产方面的任何消息都会特别的关注，也更加容易接受。
若是放在年景好的时候，官府要想推行一种作物或者一种新式的耕种方法，不知道要费多大的力气，而现在却用不着如此的费时，不用官府鼓动和催促，老百姓们自己就会比较和打听，然后选择耐旱、防虫、高产的作物来耕种。
熙熙攘攘的农博会还在举办当中，出席过开幕式的刘和却一头扎进自己在蓟城的书房，将大部分的心思用在了货币改革上。
早在初平三年，因为刘和的建议，幽州、冀州和兖州等地便开始采用统一的标准制造铜钱，尽管后来刘和与公孙瓒、袁绍等势力互有攻伐，但这项利人利己的协议依然顽强的保存了下来，眨眼之间居然在北方执行了十年之久。
当时袁绍、公孙瓒等人为了对付刘和，曾经暗中联络曹操和袁术势力，打算用一批劣质的铜钱扰乱幽州的铜钱市场，结果他们很快发现幽州的铜钱市场没有混乱，反倒是自己地盘上物价飞涨，劣质铜钱遭到商贾和百姓的强烈抵制，甚至一度动摇了他们的统治根基。
虽然在货币市场上容易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但显然袁绍和公孙瓒等人不是学金融管理出身，他们除了会偷偷摸摸铸造一批劣质铜钱之外，别的手段却是有限，所以根本无法动摇早有准备的刘和。当时刘和为了对付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专门让田畴派了一批人分散在安平国信都交易市场附近，每天盯着各个方向流动过来的铜钱，一旦发现劣质铜钱，便马上通知幽州的货商。这些货商便拒绝与使用劣币的其他州郡货商进行交易。
一方面，幽州的货商使用优质的铜钱，所以在市场上大受欢迎，可以轻松购买到所需的货品；另一方面，别州制造的劣质铜钱无法购买到幽州生产的优质货物，商人和百姓怨声载道，将矛头直接对准了本州的钱监。这样过了没有多久，袁绍和公孙瓒等势力便收敛了暗铸劣钱的行为，只能老老实实地按照约定制造相同重量和成色的铜钱。他们当时如果不按照刘和的步子走，那就会失去自己地盘上的货币控制权。而铸造优质的铜钱虽然赚得少了，但好歹还有一些赚头。
刘和之所以能凭借一州之力便能力敌袁绍、公孙瓒、曹操、袁术等势力的联合挤兑，却是因为他不停地在北方跟胡人打仗，抓了许多强壮的俘虏，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被他赶进了矿山之中采掘铜矿，所以可以持续地铸造铜钱。
当然了，若是当时挤兑刘和的是整个大汉其余十二州，那以刘和掌握的采铜速度，也是难以抵挡的。货币战争。说到底还是双方综合实力的较量，不可能仅凭一些金融手段就能让形势和局面来个惊天大逆转。就像后世的某国，便是依靠国际霸主地位来维持他的国家货币成为全球货币。
这十年之间，因为北方的百姓使用了统一大小和重量的优质铜钱。所以尽管战事频仍，但北方的物价却没有太大的波动，甚至在两次大旱和灾荒的年景，粮食和其他一些生活物资的涨幅也没有超过两倍以上。
《大汉时报》创办之后。曾经特别刊发了几期有关货币发行的原理和注意事项方面的文章，中心大意就是货币是官府信用的象征，一个负责任的官府绝对不会以次充好、以少充多。把铸造货币作为搜刮百姓的工具。普通民众看了这样的文章，只是似懂非懂地知道了“官府信用”这个词汇，但稍微懂得经济民生的人看了这些文章之后，便能意识到掌握货币的制造和发行对于一个政权的重要意义。
袁谭在并州已经蹦跶不了几天，在整个大汉北方即将迎来和平稳定的局面之前，刘和一直在酝酿的货币改革终于开始启动了。
在刘和的计划之中，这场货币改革将采用小步快走的方式逐渐地改变，而不是像汉武帝改革币制和王莽改制时那样贪婪和激进。
西汉初年直到武帝年间，国家没有出现大的持久灾荒动乱，政府政策稳定，土地赋税较轻，经济持续发展，国家积累了大量财富。武帝初年出现了“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不可食；仲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的富足景象。
汉武帝正是在前所积累的财力物力的基础上壮大国威，北驱匈奴，朝鲜，南逐吴越。由于战事频繁且规模庞大，战争耗费、军功赏赐、安抚降者花费无数。加上水患不断，黄河决堤达十余次，改道五次，中央财政入不敷出，于是有输粟补官、除罪之法，吏治选举日趋驰废。
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汉武帝开始改革币制。他首先向诸侯王下手，制造了一种皮币，要求王侯宗室朝觐聘享时必须使用皮币。一张皮币面值四十万钱，然而实际上根本不值这个数字。这样实际上是使用国家强制手段逼迫诸侯王出钱充实国库，不然就会失爵失国。说白了，这就是汉武帝手握砍刀逼着诸侯国出钱，只不过拿出皮币来充当遮羞布。
后来，武帝觉得从诸侯国主手中搜刮财富还不够用，便利用同样的方法掠夺民间财富。当时他命令钱监造银锡为白金，面值三千、五百、三百，又铸三铢钱，文如其重。从古到今，发行大面值的货币，便是政府解决财政危的有效手段，但是这种饮鸩止渴的方法却会打乱市场和货币的正常秩序，引起恶劣的通货膨胀，必然会对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这种作法在古今中外屡见不鲜，汉武帝政府用不足值的“白金”来攫取标称的实际价值财富，就是一种无耻的经济掠夺，后来的王莽和蜀国也曾使用过，再往后的各朝各代都是一个鸟样。明代的纸钞、民国的法币……
由于足值的三铢钱与不足值的“白金”同时使用。百姓肯定会盗铸白金，吏不能制。大司农颜异曾明确指出皮币的不合喇处：“今王侯朝贺以苍璧，值数千，而皮币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而后颜异竟以“腹诽”之罪而丧命，于是朝中就只剩阿谀奉承之徒，无人敢于质疑皇帝的货币做法。
后来王莽篡位之后，也曾尝试着改变国家货币，在他的极力主导之下，当时的朝廷先后发行了三种新钱。分别叫做“大泉”、“栔刀”和“金错刀”。
王莽当时铸造新钱的主要目的，是想用它来收购民间的黄金。西汉时，黄金在对外贸易中是作为国际货币使用的，有一定数量的外流，加上其它原因，使得黄金格外希罕。王莽禁止列侯以下私藏和使用黄金，百姓手中的黄金都要卖给政府，有时候则干脆没收，巧取豪夺。
王莽所发行的方孔圆钱大泉。每枚值五铢钱五十个；小泉每枚值五铢钱一个；钥匙形的栔刀每枚值五百个；金错刀因上部阴文“一刀”两字用了一点点黄金嵌错，竟当五千枚五铢钱。
公元8年王莽取代刘氏做了皇帝之后，就将刀钱和五铢钱一并废除，专用大小泉。泉在周朝已作为“钱”的别写。而且含有象泉水源源不断流通的意思。然而人民对王莽的货币政策早已怨声载道，他们拒绝用大小泉，坚持以五铢钱进行交易。在当时无法维持一种稳定的币制的情况下，不少人又从事私铸。于是王莽将使用五铢钱的人流放到边疆去。弄得农民和商人纷纷破产，诸侯卿大夫以至老百姓因私铸而定罪的多得无法计数。
王莽极端迷信于所谓的“制度改革”，以为制定了新制度。天下自然会太平。他取国号叫“新”，把各地的地名也都更换得面目全非；货币制同样朝令夕改。专用大小泉仅仅一年，又花样翻新，搞起了所谓宝货制：用金、银、铜、龟、贝五种实物作为币材，定出了六种二十八等不同的货币。宝货制乱七八糟象个大杂烩，连王莽自己也未必弄得清楚。龟甲、贝壳交易的时候须量尺寸，其麻烦可想而知。布币分成十级，从小布一百到大布千钱，每级实际重量只差一铢，不识字的人毕竟是大多数，简直无法分辨。
王莽强迫命令，不带布币的不准通行，公卿身上须有布币才能进宫。他甚至采用残酷的惩罚办法，一家铸私钱，五家连坐，但实际上还是行不通。强制通行的布币越来越不值钱，物价越涨越高，米每石卖到万钱。
到了后来，王莽为了挽回人心，第四次改革货币，铸行货泉和货布，有点接近了五铢钱币制。但这时候他的政权正在绿林、赤眉农民大起义的冲击下风雨飘摇，币制改革已无济于事。新朝只存在十五年便寿终正寝。
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政权之后，并没有马上进行货币改革，因为当时稳定全国的局面显得更加紧迫。当时他暂时沿用王莽时的货泉，而且还铸造了新的货泉，直到他做皇帝的第十六年，才开始重新铸造足重优质的五铢钱。
东汉时代，国家货币以铜钱为主，而那种以白银为主要货币的事情要到明朝才能形成，至于黄金，从来都是稀有贵重金属，但却从来没有真正成为国家的货币。黄疆乱过后，大汉国内的经济流通几乎处于瘫痪状态，普通百姓又开始采用原始的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
这种落后低下的交易方式极大的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对于蓬勃发展的幽州，对于紧随其后的辽州和冀州，对于百废待兴的宁州，都是无法接受的。
近几年，在北方尤其是在幽州，要求改革钱币发行方式的呼声越来越高，很多赚了钱的富商和种田致富的农户们觉得出门背着几十斤重的铜钱，或者用马车拉着满满一车铜钱，实在是一件辛苦且危险的事情。如果能够有一种极轻便又安全的交易方式，再加上刘和父子的信誉作为担保，那么在幽州发行银票甚至是纸钞也并非没有可能。
因为改革货币是一件影响到执政根基的大事，刘和不能也不敢闭门造车，所以在他反复对着自己的文稿修改了七遍之后，终于秘密地召开了天正道自创立以来的首次全员大会。
天正道的宗旨，是要替上天行堂皇正道，而首次全员大会，商议的便是改革货币制度，足见此事在刘和心目中的分量是多么重。
天正道的成员目前有刘和、田畴、郭嘉、刘惠、徐邈、韩珩、刘放、蔡邕、徐岳、华佗、张机、赵云、张郃、太史慈、李严、徐晃、徐荣、贾逵、杜幾、李严、贾逵、鲜于银、鲜于辅、孙礼、程秉、袁涣、赵该、李儒、夏侯兰、赵爱儿等三十人，这次除了田畴、赵云、太史慈、李严、徐晃、贾逵、鲜于辅、孙礼、赵该等人因为公务在身无法离开岗位，其余的人全数到齐。
像张郃、徐荣、杜幾和鲜于银等人都是赶了几百里甚至是上千里的路程远道而来。
按照天正道内部的组织架构，刘和作为创始人，他的地位最高，虽然没有人当面称呼他为宗主，而是冠以公子这个大家习惯的称谓，但组织内的人员在没有他出场的时候，已经开始以“道宗”来称呼于他。没办法，国人骨子里根深蒂固的崇拜宗主的思想是难以改变的，就连蔡邕这样的长辈都觉得称呼刘和为“道宗”理所应当，其他人就更是这样认为了。
在刘和这个道宗之下，还有三名负责裁决评判的法老，一名负责联络的执事，一名负责记录的书记，一名负责财务的出纳。目前担任法老的分别是蔡邕、张机和徐荣三人，执事由徐邈担任，书记由程秉担任，出纳由夏侯兰担任。其余的人虽然没有明确的职事，但他们作为天正道内最核心的成员，本来就是一种身份和荣誉的象征，何况他们还在外面担任着显赫的职务。
联络执事徐邈前来向刘和汇报人员到齐，刘和亲自抱起桌上厚厚一摞的文稿，随徐邈一起来到戒备森严的会场。
能在今天这个会场出现的人，不管出身于哪个阶层，都曾接受过刘和发明的简体文字和各种符号以及书写方式的学习，因此不存在看不懂刘和亲笔所书文稿的人，当他们翻开刘和花费了数天时间，亲笔一份一份抄写出来的手稿时，都不由得屏住了呼吸。(未完待续……)
若是放在年景好的时候，官府要想推行一种作物或者一种新式的耕种方法，不知道要费多大的力气，而现在却用不着如此的费时，不用官府鼓动和催促，老百姓们自己就会比较和打听，然后选择耐旱、防虫、高产的作物来耕种。
熙熙攘攘的农博会还在举办当中，出席过开幕式的刘和却一头扎进自己在蓟城的书房，将大部分的心思用在了货币改革上。
早在初平三年，因为刘和的建议，幽州、冀州和兖州等地便开始采用统一的标准制造铜钱，尽管后来刘和与公孙瓒、袁绍等势力互有攻伐，但这项利人利己的协议依然顽强的保存了下来，眨眼之间居然在北方执行了十年之久。
当时袁绍、公孙瓒等人为了对付刘和，曾经暗中联络曹操和袁术势力，打算用一批劣质的铜钱扰乱幽州的铜钱市场，结果他们很快发现幽州的铜钱市场没有混乱，反倒是自己地盘上物价飞涨，劣质铜钱遭到商贾和百姓的强烈抵制，甚至一度动摇了他们的统治根基。
虽然在货币市场上容易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但显然袁绍和公孙瓒等人不是学金融管理出身，他们除了会偷偷摸摸铸造一批劣质铜钱之外，别的手段却是有限，所以根本无法动摇早有准备的刘和。当时刘和为了对付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专门让田畴派了一批人分散在安平国信都交易市场附近，每天盯着各个方向流动过来的铜钱，一旦发现劣质铜钱，便马上通知幽州的货商。这些货商便拒绝与使用劣币的其他州郡货商进行交易。
一方面，幽州的货商使用优质的铜钱，所以在市场上大受欢迎，可以轻松购买到所需的货品；另一方面，别州制造的劣质铜钱无法购买到幽州生产的优质货物，商人和百姓怨声载道，将矛头直接对准了本州的钱监。这样过了没有多久，袁绍和公孙瓒等势力便收敛了暗铸劣钱的行为，只能老老实实地按照约定制造相同重量和成色的铜钱。他们当时如果不按照刘和的步子走，那就会失去自己地盘上的货币控制权。而铸造优质的铜钱虽然赚得少了，但好歹还有一些赚头。
刘和之所以能凭借一州之力便能力敌袁绍、公孙瓒、曹操、袁术等势力的联合挤兑，却是因为他不停地在北方跟胡人打仗，抓了许多强壮的俘虏，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被他赶进了矿山之中采掘铜矿，所以可以持续地铸造铜钱。
当然了，若是当时挤兑刘和的是整个大汉其余十二州，那以刘和掌握的采铜速度，也是难以抵挡的。货币战争。说到底还是双方综合实力的较量，不可能仅凭一些金融手段就能让形势和局面来个惊天大逆转。就像后世的某国，便是依靠国际霸主地位来维持他的国家货币成为全球货币。
这十年之间，因为北方的百姓使用了统一大小和重量的优质铜钱。所以尽管战事频仍，但北方的物价却没有太大的波动，甚至在两次大旱和灾荒的年景，粮食和其他一些生活物资的涨幅也没有超过两倍以上。
《大汉时报》创办之后。曾经特别刊发了几期有关货币发行的原理和注意事项方面的文章，中心大意就是货币是官府信用的象征，一个负责任的官府绝对不会以次充好、以少充多。把铸造货币作为搜刮百姓的工具。普通民众看了这样的文章，只是似懂非懂地知道了“官府信用”这个词汇，但稍微懂得经济民生的人看了这些文章之后，便能意识到掌握货币的制造和发行对于一个政权的重要意义。
袁谭在并州已经蹦跶不了几天，在整个大汉北方即将迎来和平稳定的局面之前，刘和一直在酝酿的货币改革终于开始启动了。
在刘和的计划之中，这场货币改革将采用小步快走的方式逐渐地改变，而不是像汉武帝改革币制和王莽改制时那样贪婪和激进。
西汉初年直到武帝年间，国家没有出现大的持久灾荒动乱，政府政策稳定，土地赋税较轻，经济持续发展，国家积累了大量财富。武帝初年出现了“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不可食；仲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的富足景象。
汉武帝正是在前所积累的财力物力的基础上壮大国威，北驱匈奴，朝鲜，南逐吴越。由于战事频繁且规模庞大，战争耗费、军功赏赐、安抚降者花费无数。加上水患不断，黄河决堤达十余次，改道五次，中央财政入不敷出，于是有输粟补官、除罪之法，吏治选举日趋驰废。
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汉武帝开始改革币制。他首先向诸侯王下手，制造了一种皮币，要求王侯宗室朝觐聘享时必须使用皮币。一张皮币面值四十万钱，然而实际上根本不值这个数字。这样实际上是使用国家强制手段逼迫诸侯王出钱充实国库，不然就会失爵失国。说白了，这就是汉武帝手握砍刀逼着诸侯国出钱，只不过拿出皮币来充当遮羞布。
后来，武帝觉得从诸侯国主手中搜刮财富还不够用，便利用同样的方法掠夺民间财富。当时他命令钱监造银锡为白金，面值三千、五百、三百，又铸三铢钱，文如其重。从古到今，发行大面值的货币，便是政府解决财政危的有效手段，但是这种饮鸩止渴的方法却会打乱市场和货币的正常秩序，引起恶劣的通货膨胀，必然会对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这种作法在古今中外屡见不鲜，汉武帝政府用不足值的“白金”来攫取标称的实际价值财富，就是一种无耻的经济掠夺，后来的王莽和蜀国也曾使用过，再往后的各朝各代都是一个鸟样。明代的纸钞、民国的法币……
由于足值的三铢钱与不足值的“白金”同时使用。百姓肯定会盗铸白金，吏不能制。大司农颜异曾明确指出皮币的不合喇处：“今王侯朝贺以苍璧，值数千，而皮币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而后颜异竟以“腹诽”之罪而丧命，于是朝中就只剩阿谀奉承之徒，无人敢于质疑皇帝的货币做法。
后来王莽篡位之后，也曾尝试着改变国家货币，在他的极力主导之下，当时的朝廷先后发行了三种新钱。分别叫做“大泉”、“栔刀”和“金错刀”。
王莽当时铸造新钱的主要目的，是想用它来收购民间的黄金。西汉时，黄金在对外贸易中是作为国际货币使用的，有一定数量的外流，加上其它原因，使得黄金格外希罕。王莽禁止列侯以下私藏和使用黄金，百姓手中的黄金都要卖给政府，有时候则干脆没收，巧取豪夺。
王莽所发行的方孔圆钱大泉。每枚值五铢钱五十个；小泉每枚值五铢钱一个；钥匙形的栔刀每枚值五百个；金错刀因上部阴文“一刀”两字用了一点点黄金嵌错，竟当五千枚五铢钱。
公元8年王莽取代刘氏做了皇帝之后，就将刀钱和五铢钱一并废除，专用大小泉。泉在周朝已作为“钱”的别写。而且含有象泉水源源不断流通的意思。然而人民对王莽的货币政策早已怨声载道，他们拒绝用大小泉，坚持以五铢钱进行交易。在当时无法维持一种稳定的币制的情况下，不少人又从事私铸。于是王莽将使用五铢钱的人流放到边疆去。弄得农民和商人纷纷破产，诸侯卿大夫以至老百姓因私铸而定罪的多得无法计数。
王莽极端迷信于所谓的“制度改革”，以为制定了新制度。天下自然会太平。他取国号叫“新”，把各地的地名也都更换得面目全非；货币制同样朝令夕改。专用大小泉仅仅一年，又花样翻新，搞起了所谓宝货制：用金、银、铜、龟、贝五种实物作为币材，定出了六种二十八等不同的货币。宝货制乱七八糟象个大杂烩，连王莽自己也未必弄得清楚。龟甲、贝壳交易的时候须量尺寸，其麻烦可想而知。布币分成十级，从小布一百到大布千钱，每级实际重量只差一铢，不识字的人毕竟是大多数，简直无法分辨。
王莽强迫命令，不带布币的不准通行，公卿身上须有布币才能进宫。他甚至采用残酷的惩罚办法，一家铸私钱，五家连坐，但实际上还是行不通。强制通行的布币越来越不值钱，物价越涨越高，米每石卖到万钱。
到了后来，王莽为了挽回人心，第四次改革货币，铸行货泉和货布，有点接近了五铢钱币制。但这时候他的政权正在绿林、赤眉农民大起义的冲击下风雨飘摇，币制改革已无济于事。新朝只存在十五年便寿终正寝。
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政权之后，并没有马上进行货币改革，因为当时稳定全国的局面显得更加紧迫。当时他暂时沿用王莽时的货泉，而且还铸造了新的货泉，直到他做皇帝的第十六年，才开始重新铸造足重优质的五铢钱。
东汉时代，国家货币以铜钱为主，而那种以白银为主要货币的事情要到明朝才能形成，至于黄金，从来都是稀有贵重金属，但却从来没有真正成为国家的货币。黄疆乱过后，大汉国内的经济流通几乎处于瘫痪状态，普通百姓又开始采用原始的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
这种落后低下的交易方式极大的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对于蓬勃发展的幽州，对于紧随其后的辽州和冀州，对于百废待兴的宁州，都是无法接受的。
近几年，在北方尤其是在幽州，要求改革钱币发行方式的呼声越来越高，很多赚了钱的富商和种田致富的农户们觉得出门背着几十斤重的铜钱，或者用马车拉着满满一车铜钱，实在是一件辛苦且危险的事情。如果能够有一种极轻便又安全的交易方式，再加上刘和父子的信誉作为担保，那么在幽州发行银票甚至是纸钞也并非没有可能。
因为改革货币是一件影响到执政根基的大事，刘和不能也不敢闭门造车，所以在他反复对着自己的文稿修改了七遍之后，终于秘密地召开了天正道自创立以来的首次全员大会。
天正道的宗旨，是要替上天行堂皇正道，而首次全员大会，商议的便是改革货币制度，足见此事在刘和心目中的分量是多么重。
天正道的成员目前有刘和、田畴、郭嘉、刘惠、徐邈、韩珩、刘放、蔡邕、徐岳、华佗、张机、赵云、张郃、太史慈、李严、徐晃、徐荣、贾逵、杜幾、李严、贾逵、鲜于银、鲜于辅、孙礼、程秉、袁涣、赵该、李儒、夏侯兰、赵爱儿等三十人，这次除了田畴、赵云、太史慈、李严、徐晃、贾逵、鲜于辅、孙礼、赵该等人因为公务在身无法离开岗位，其余的人全数到齐。
像张郃、徐荣、杜幾和鲜于银等人都是赶了几百里甚至是上千里的路程远道而来。
按照天正道内部的组织架构，刘和作为创始人，他的地位最高，虽然没有人当面称呼他为宗主，而是冠以公子这个大家习惯的称谓，但组织内的人员在没有他出场的时候，已经开始以“道宗”来称呼于他。没办法，国人骨子里根深蒂固的崇拜宗主的思想是难以改变的，就连蔡邕这样的长辈都觉得称呼刘和为“道宗”理所应当，其他人就更是这样认为了。
在刘和这个道宗之下，还有三名负责裁决评判的法老，一名负责联络的执事，一名负责记录的书记，一名负责财务的出纳。目前担任法老的分别是蔡邕、张机和徐荣三人，执事由徐邈担任，书记由程秉担任，出纳由夏侯兰担任。其余的人虽然没有明确的职事，但他们作为天正道内最核心的成员，本来就是一种身份和荣誉的象征，何况他们还在外面担任着显赫的职务。
联络执事徐邈前来向刘和汇报人员到齐，刘和亲自抱起桌上厚厚一摞的文稿，随徐邈一起来到戒备森严的会场。
能在今天这个会场出现的人，不管出身于哪个阶层，都曾接受过刘和发明的简体文字和各种符号以及书写方式的学习，因此不存在看不懂刘和亲笔所书文稿的人，当他们翻开刘和花费了数天时间，亲笔一份一份抄写出来的手稿时，都不由得屏住了呼吸。(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