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一十章 政府信用
年节刚过初五，明军的大规模调动便开始了。山东的殄朔、伐朔两军南下，分驻于福建和广东，统归新成立的广州军区，军区总指挥为郑王刘体纯，副指挥为叙国公马惟兴。
除了成建制的调动，北地的荡朔、征朔、灭朔、破朔、剿朔、除朔各军，也积极招募补充北地兵丁，而撤换下来的南方兵丁将并入西南军区，先增兵云南和安南占领区，待击败安南郑氏后再转向滇缅边境，准备进行下一次军事进攻。
水师则一分为二，一部继续停留在渤海，配合打击满清的军事行动；另一部则南下广州，准备与广州陆军一起攻打安南郑氏。
按照安南郑氏的军力，顶天也只能征召六七万人，若看常备军的数量，则只在三四万上下。一个军，加上水师，加上安南占领区的军事力量，再加上湄、河两省的兵力，拿下郑氏是绰绰有余。
而如此大规模地军事调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朝廷的钱粮吃紧，将近十万人回到南方就食，不仅运输压力大大减轻，更少了很多运输途中的损耗。同时，打完安南郑氏，接下来便要谋取吕宋，便要侵略缅甸，南方的战事也不比北方少。
即便如此，在北方的三个军区北京军区、东北军区、西安军区，齐装满额后依然有三十五六万的明军。按照当时的人口数量来计算，大明是将近百人养一兵，只要分派得当，人人出力，这并不是难以保证的供养限度。相反，随着耕地面积的增加，随着气候的日渐回暖。民众的压力也将越来越小。
其实，朱永兴一直以来也没有用加重赋税的办法来维持朝廷的运转和战争的进行。借贷是使用最多的手段，然后便是捐输，以及掠夺。这使得朝廷一直在负债经营，朱大董事长名义上也是最大的欠债户。
但政府会因此破产吗？在朱永兴看来是不会的，起码在户部的反复计算后。得出的结论是能够维持。有了这样的判断，朱永兴便把发行纸币的念头暂时放了下来。
中国是纸币的故乡，产生于北宋时期（1023年）的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比欧洲早六百多年。然而，在明朝中叶，中国的纸币就已经消亡了。为什么一度走在世界前列的中国纸币却逐步走向了没落呢？
道理很简单，纸币是一种信用符号，只有当它代表了货币信用的时候，它才具有价值。能够流通，能够极大的便利和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一旦失去信用，它就变成了一张废纸。交子的兴起，正是中国市场经济和商业信用大发展的成果。而会子和其他中国古代纸币的衰亡，也正源自政府对货币信用的破坏性掠夺。
在封建社会中高度集权、缺乏监督制约机制的政府有着强大的国家机器，有着能够强迫社会接受的实力。正是这一力量使其可以不受市场的约束，不必那么珍视自身的信用。在这种没有外部制约力量的情况下，如果再没有自我约束。政府就很容易走上恣意妄为的滥用权力之路，从而毁掉自身的信用、毁掉纸币制度、也毁掉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萌芽。
历史的发展在宋、元、明三个朝代都证明了这一点。朝廷发现纸币是个好东西，不用什么本钱，只要在一张纸上印上几个字，就可以当真金白银使用，换来实实在在的财富，还不用背加赋的骂名。实在是无本万利的好买卖！所以，印钞机全速运转，为皇帝们提供了无数可以任意挥霍的纸币，随之而来的，自然就是恶性通货膨胀和丧失信用的纸币的消亡。
就现在而言。政府的公信力是否达到了使民众信服的程度了呢？对此，朱永兴是持谨慎态度的。起码在政府如期如数偿还了所有债券，并且将承诺一一兑现之后，他才能有更大的自信。
所以，尽管有臣子反对，朱永兴还是固执己见，下旨免了滇省的人头税，并开始做偿付第一期战争国债的准备。这是之前的承诺，也是维持并保证政府信用的办法。看似少了收入，但因此却有了长远的利益。日后若是再需借贷，政府便开得了口，民众也会乐于解囊相助。
寅吃卯粮，嗯，现在就是这样的状态，用朱永兴的话说，那叫“负债经营”，也是有一些好处的。比如在政府花销和投资方面，便要谨慎，以提高使用效果，避免了铺张浪费。
至于人头税的取消，则是按照光复年限，也就是这个地区归于大明治下的时候算起，逐年递减，满四年就不再征收。这看起来可能有些奇怪，比如滇省，是光复最早的，是出力最多的，但也是恢复重建最快最好的。同时，因为战争的刺激，民众的富裕程度也是相当高的。这样的省份取消了人头税，而北地凋弊地区却只是延迟征收，当然令人感到费解。
其实，如果深入分析征收人头税所起到的各种作用，或许便能对这样的政策有所理解。
不可否认人头税是古代限制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若一家一户承担不起大量生育的代价，只好选择少生，或者即便生下来，也无力抚养而饿死、病死。换句话说，有能力就多生、多养，没能力就少生或不养，古代普遍存在的溺女婴现象也得不说与人头税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在滇省取消人头税是考虑到该省的经济状况，北地凋弊，民众可以延期交付，但却不免除。同时，对朝廷来说，利用人头税来限制一部分的人口流动，对于恢复重建也是相当必要的。现在的中国社会，远没有达到需要大量流动人口，需要动摇“定居”根基的地步。
四年之后，北地怎么也能恢复到自给自足的程度吧，那时再取消人头税，既能鼓励生育，又能加强人口流动，促进工商业的发展，逐步改变农耕社会的状态。(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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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成建制的调动，北地的荡朔、征朔、灭朔、破朔、剿朔、除朔各军，也积极招募补充北地兵丁，而撤换下来的南方兵丁将并入西南军区，先增兵云南和安南占领区，待击败安南郑氏后再转向滇缅边境，准备进行下一次军事进攻。
水师则一分为二，一部继续停留在渤海，配合打击满清的军事行动；另一部则南下广州，准备与广州陆军一起攻打安南郑氏。
按照安南郑氏的军力，顶天也只能征召六七万人，若看常备军的数量，则只在三四万上下。一个军，加上水师，加上安南占领区的军事力量，再加上湄、河两省的兵力，拿下郑氏是绰绰有余。
而如此大规模地军事调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朝廷的钱粮吃紧，将近十万人回到南方就食，不仅运输压力大大减轻，更少了很多运输途中的损耗。同时，打完安南郑氏，接下来便要谋取吕宋，便要侵略缅甸，南方的战事也不比北方少。
即便如此，在北方的三个军区北京军区、东北军区、西安军区，齐装满额后依然有三十五六万的明军。按照当时的人口数量来计算，大明是将近百人养一兵，只要分派得当，人人出力，这并不是难以保证的供养限度。相反，随着耕地面积的增加，随着气候的日渐回暖。民众的压力也将越来越小。
其实，朱永兴一直以来也没有用加重赋税的办法来维持朝廷的运转和战争的进行。借贷是使用最多的手段，然后便是捐输，以及掠夺。这使得朝廷一直在负债经营，朱大董事长名义上也是最大的欠债户。
但政府会因此破产吗？在朱永兴看来是不会的，起码在户部的反复计算后。得出的结论是能够维持。有了这样的判断，朱永兴便把发行纸币的念头暂时放了下来。
中国是纸币的故乡，产生于北宋时期（1023年）的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比欧洲早六百多年。然而，在明朝中叶，中国的纸币就已经消亡了。为什么一度走在世界前列的中国纸币却逐步走向了没落呢？
道理很简单，纸币是一种信用符号，只有当它代表了货币信用的时候，它才具有价值。能够流通，能够极大的便利和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一旦失去信用，它就变成了一张废纸。交子的兴起，正是中国市场经济和商业信用大发展的成果。而会子和其他中国古代纸币的衰亡，也正源自政府对货币信用的破坏性掠夺。
在封建社会中高度集权、缺乏监督制约机制的政府有着强大的国家机器，有着能够强迫社会接受的实力。正是这一力量使其可以不受市场的约束，不必那么珍视自身的信用。在这种没有外部制约力量的情况下，如果再没有自我约束。政府就很容易走上恣意妄为的滥用权力之路，从而毁掉自身的信用、毁掉纸币制度、也毁掉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萌芽。
历史的发展在宋、元、明三个朝代都证明了这一点。朝廷发现纸币是个好东西，不用什么本钱，只要在一张纸上印上几个字，就可以当真金白银使用，换来实实在在的财富，还不用背加赋的骂名。实在是无本万利的好买卖！所以，印钞机全速运转，为皇帝们提供了无数可以任意挥霍的纸币，随之而来的，自然就是恶性通货膨胀和丧失信用的纸币的消亡。
就现在而言。政府的公信力是否达到了使民众信服的程度了呢？对此，朱永兴是持谨慎态度的。起码在政府如期如数偿还了所有债券，并且将承诺一一兑现之后，他才能有更大的自信。
所以，尽管有臣子反对，朱永兴还是固执己见，下旨免了滇省的人头税，并开始做偿付第一期战争国债的准备。这是之前的承诺，也是维持并保证政府信用的办法。看似少了收入，但因此却有了长远的利益。日后若是再需借贷，政府便开得了口，民众也会乐于解囊相助。
寅吃卯粮，嗯，现在就是这样的状态，用朱永兴的话说，那叫“负债经营”，也是有一些好处的。比如在政府花销和投资方面，便要谨慎，以提高使用效果，避免了铺张浪费。
至于人头税的取消，则是按照光复年限，也就是这个地区归于大明治下的时候算起，逐年递减，满四年就不再征收。这看起来可能有些奇怪，比如滇省，是光复最早的，是出力最多的，但也是恢复重建最快最好的。同时，因为战争的刺激，民众的富裕程度也是相当高的。这样的省份取消了人头税，而北地凋弊地区却只是延迟征收，当然令人感到费解。
其实，如果深入分析征收人头税所起到的各种作用，或许便能对这样的政策有所理解。
不可否认人头税是古代限制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若一家一户承担不起大量生育的代价，只好选择少生，或者即便生下来，也无力抚养而饿死、病死。换句话说，有能力就多生、多养，没能力就少生或不养，古代普遍存在的溺女婴现象也得不说与人头税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在滇省取消人头税是考虑到该省的经济状况，北地凋弊，民众可以延期交付，但却不免除。同时，对朝廷来说，利用人头税来限制一部分的人口流动，对于恢复重建也是相当必要的。现在的中国社会，远没有达到需要大量流动人口，需要动摇“定居”根基的地步。
四年之后，北地怎么也能恢复到自给自足的程度吧，那时再取消人头税，既能鼓励生育，又能加强人口流动，促进工商业的发展，逐步改变农耕社会的状态。(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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