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很快地，徐树铮以段祺瑞的名义，召集了一次督军团的“天津会议”，但出面邀请的，却是直隶督军曹锟与山东督军张怀芝。除了西南及“长江三督”以外，都亲自或派代表参加了这个会议。
  会议的主题有二：一是如何化除冯、段之间的隔阂；二是对西南的态度。冯、段之间的纠纷，能任调停之责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徐世昌，一个是梁士诒。前者不成问题，早有表示，希望冯、段和衷共济。比较麻烦的是梁士诒。
  梁士诒的问题是，他还无法公然出现在北京，因为“洪宪祸首”的罪名犹在。所以要他来襄助徐世昌调停化解，先决条件是要撤销通缉令。这一层当然也不难办到。问题是，梁士诒有没有兴趣来做调人？或者说得再明白些，他愿不愿以负责调停冯、段争端，来交换他的撤销通缉？倘或通缉令是撤销了，他却不愿管此闲事，那时又奈之何？
  于是徐树铮即时要了个北京的电话，要求叶誉虎到天津来一趟。当晚见了面，说明经过，徐树铮建议：“你不妨马上发一个电报，问问燕孙的意思。”
  “不必！”叶誉虎答说，“我可以负责答复，撤销通缉，一见明令，保证他三天之内，就从日本动身回国。”
  “那好，咱们马上就进行！”徐树铮说，“请你一回京就去见冯大总统，当面提出要求，看他如何说法，咱们再商量对策。”
  叶誉虎点点头，心里在想，这不应该是求情，要找个光明正大的理由。理由越光明、越正大，通缉令撤销得越快。
  徐树铮已看出他的意思，便即问道：“你在找题目是不是？”
  “是啊！有什么好题目？”
  徐树铮不假思索地答说：“俄国过激党闹事，不是极好的题目？哈尔滨都已波及，这件事要借助日本的力量，而燕孙这一回游日，颇受朝野重视，一定会谈到共同防俄的问题。如果政府撤销了燕孙的通缉令，岂不是他就更受日本的重视了？必要的时候，亦可代表政府谈判。”
  原来俄国此时发生了“十月革命”，但连徐树铮这种对世界局势有了解的人，都还不知道有“共产主义”这么一个名词，所以管“共产党”叫过激党或者过激派。哈尔滨俄国过激党闹事，是政府重视的一件大事，如果梁士诒能对此事有所帮助，撤销通缉，必能获得舆论谅解，冯国璋应该不会不同意的。
  “这个题目好，这个题目好。”叶誉虎欣然表示，“我明天一回京，就去见冯大总统。”
  天津会议的另一议题，是讨论对西南的态度，一致决定，仍以武力对付。出席的督军，连张作霖在内，都答应出兵。当然，军费必须政府负担。
  谈到这个问题，便只有徐树铮跟段祺瑞关起门来商量了。段祺瑞只陶醉于武力统一全国，如何进行，全靠徐树铮出一个主意：借参战为名，向日本借钱作战费，这就是武力统一中国的资本。由于正好有个曹汝霖，又正好寺内内阁改变对华政策，因而借款相当顺利。不过，武力统一全国，不是一年半载的事，眼前虽可应付，日子长了如何支持，犹须从长计议。
  “欧战看样子快要结束了。欧战一结束，自然无须参战了。不过，现在有个机会可以利用。”徐树铮说，“俄国过激派革命党起事，声势浩大，日本大起戒心。如果能用中日共同防俄这个题目，倒很有一篇文章好作。”
  这一说段祺瑞立刻就明白了，要防俄就要整军，要整军就要钱。所以你要我共同防俄，就得先借我钱。这个道理跟参战是一样的。
  “你说得也有道理。不过，日本人的意思到底怎么样？先得探明了才好。”
  “是！”徐树铮说，“田中义一现在很管事，不妨托梁燕孙就近探一探口气。”
  段祺瑞毫不迟疑地答道：“好！就这么办。”
  于是徐树铮亲自拟了个极长的电报稿，交叶誉虎用密码发给梁士诒，请他去访田中义一，看看日本是否有此共同防俄的计划。同时试探着问一问，日本政府对于段祺瑞的武力统一中国政策是否支持。
  田中义一是寺内内阁的陆军参谋总长，属于长州阀的后起之秀。日本军人有两大系统：长州陆军，萨摩海军。作为明治维新基础的尊王倒幕运动，山口的长州藩与鹿儿岛的萨摩藩，功劳最大，势力最强，特别受朝廷优遇，因此，这两个藩阀的军人，逐渐发展为陆海军的主流。
  长州陆军的总帅是山县有朋。大正元年——也是民国元年，陆军不愿支持海军造舰计划，反强硬要求在朝鲜增加两个师团，与内阁总理西园寺公望相持不下。山县有朋便指使陆相上原勇作，利用“帷幄上奏”的特权，径向刚接位的大正天皇请辞，同时拒绝推荐陆相继任人选，逼垮了内阁。
  山县的这一套手法，使得日本社会大为反感，认为军阀的横暴作风，非加以抑止不可。于是立宪国民党的犬养毅与政友会的尾崎行雄，发起护宪运动，提出“打倒阀族，拥护宪政”的口号，结果演变成一场暴动。
  为山县所支持，从西园寺组阁的桂太郎，因此辞职。但长州阀的势力虽遭挫折，受益的却是一向与长州对立的萨摩阀，元老们推荐海军大将山本权兵卫组阁。不久爆发了海军贪污事件，山本垮台，由大隈重信接任首相，总算有了一个名义上的政党内阁。
  大隈内阁，声名狼藉。继袁世凯魂归洹上以后，大隈亦于十月九日在元老、贵族院、在野党的一致攻击之下而垮台。继任者为寺内正毅元帅。长州阀的势力，终于又抬头了。
  寺内内阁的陆相大岛健一，不甚管事。军事方面由致力于“在乡军人会”、在陆海军皆具人望的参谋总长田中义一负主要责任。梁士诒跟他是旧识，他亦知道梁士诒在中国交通界是实际上的首脑，在日本当前对华政策中，为必须拉拢的人物，所以在“料亭”中，偎依着艺妓，与梁士诒款款深谈，显得相当诚恳。
  原来由大隈到寺内，对华政策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一方面固然是接受了“二十一条”的教训，看中国民气不可侮；另一方面，也是最基本的原因是，俄国内部发生剧烈变化，沙皇既被推翻，日俄四次密约，便都落空了。
  日俄战争的结果，俄国虽败而“不割一寸地，不赔一卢布”，日本实在是“惨胜”。因而改弦易辙，与俄国“化敌为友”，在一九○七年——光绪三十三年，订立《日俄密约》，划定南北满界线，派分中国东北的权利，合力排斥第三者侵入。以后在一九一○年、一九一二年有第二次、第三次的密约，双方伸展势力范围至内外蒙边界，划分内蒙古为东西两部分，各不侵犯。到得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复有第四次密约。但不久爆发俄国革命，不但这一次密约成为废纸，以前的三次密约，亦将失其法律上的效力。
  如果是改朝换代，新政府当然继续承认国际条约上的义务，但日本军部接到驻俄武官荒木贞夫、小畑敏四郎等人的报告，懔然于“布尔什维克”与日本的国体，绝不能相容，必须加紧防备。因此，对俄政策作了日俄战争以来的第二次大转变：军部希望能利用中国的军队，联合防俄。
  这样，就必须在中国军阀中找一个对象，加以扶植。田中在复辟之前，曾作了一次中国大陆南北的旅行，初步目标看中张勋。及至到了徐州一谈，大失所望，张勋根本不能办大事，而且也难以控制。于是目标转向段祺瑞，“马厂起义”，段祺瑞的声望益隆，更坚定了日本军部的信心。
  田中很坦率地表示，支持段祺瑞的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因为段祺瑞越强，对日本越有用。当然段祺瑞必须跟日本“充分合作”，是他取得经济、军事上“援助”的一个先决条件。
  此外，田中对冯、段不和也表示了严重的关切。这些情形，都由梁士诒用密电告知叶誉虎，再经过徐树铮，转达段祺瑞，促成了对西南用兵的实际行动。
  第一个目标是湖南，分两路进兵，第一路推曹锟为主帅，率军由京汉路南下，经湖北进攻湘北。第二路推张怀芝为主帅，率军由津浦路南下，经江西进攻湘东。两路兵力，总计六万人，奉军独出两万，直隶、山东、安徽各一万，山西、陕西都是五千。开拔以前，由曹锟领衔电请北京政府明令讨伐西南。
  这时北洋在无形中已经“分家”，以地域而分为直、皖两系，直系冯国璋，皖系段祺瑞。论势力当然是皖系占上风，所以徐树铮密谋打倒冯国璋，创造一个中外古今所未闻的新名词，叫作“整理政府”。
  整理之道，内则倒王，外则去李。因为大总统是无法公然驱逐的，否则便成了造反，不是“革命”二字所能掩饰的。所以唯有“架空”之一法，外而除去江苏督军李纯，内而推倒总理王士珍，冯国璋便只剩“大总统”一个虚名了。
  去李必从倒王入手。倒王不难，问题是哪里去找一个能教冯国璋动弹不得的内阁总理？数来数去，除去徐世昌再无别人。
  于是“小徐”打算说服“老徐”，暂且委屈，将来捧他继冯而为大总统，作为报答。这个想法，多少是一厢情愿，徐世昌岂是除了袁世凯，肯屈居人下的人？但冯国璋却有些着慌了，赶紧对段祺瑞作了让步。
  因此十二月十六日，明令发表曹锟、张怀芝为第一、二路司令，隔了两天，又特派段祺瑞为“督办参战事务”。曹锟派第三师师长吴佩孚，张怀芝派山东暂编第一师师长施从滨，分别领兵循京汉、津浦两路，南下攻湘。
  其时冯国璋的密使，正与西南实力派在谈和，所以战况一度沉寂。但终因冯国璋的游移寡断，失去了妥协的时机，战火复起。皖系亦就大唱武力统一的高调，表示决不妥协。冯国璋和战两难，进退失据，大感狼狈，迫不得已亲自去看徐世昌，并且事先约了段祺瑞、王士珍一起会谈，表示要到各省去视察，当面跟直系各督军恳谈，以便消除隔阂。
  王士珍自然不会表示意见，徐世昌与段祺瑞都知道，他的目的是要跟“长江三督”，尤其是李纯去商量如何自保，所以亦都默不作声。于是聊了些不相干的闲话，无结果而散。
  在段祺瑞这方面，由于徐树铮的策略，另外有了新的行动，就是加紧联络奉军，由段系要角曾云霈出面，与张作霖的智囊杨宇霆密谈，决定扣留由日本运来的一批军械，主要是步枪，总数达两万七千余支之多。
  原来除了曹汝霖经手的西原借款以外，段祺瑞在徐树铮策划之下，另外指派陆军总长段芝贵，与驻日公使章宗祥，在进行军火借款，同时谈判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协定》。
  对于这个协定，双方的目的各不相同。日本是为了对付“十月革命”以后的俄国——协约国既不满俄国与德国单独讲和，亦讨厌列宁所倡导的“世界革命政策”，因此借口援救为德奥联军所包围的捷克军队，预备出兵西伯利亚，替日本军部带来了一个极好的借口。
  日本的打算是，出兵攻俄有两大利益，一是取代俄国在北满的地位；二是占领西伯利亚大片土地。但此一战略利益的获得，必须取得中国的支持。更实际的说法是，必先能够控制中国的军事力量。如果能够签订一项军事条约，将与苏俄接壤的地区划作“行军区域”，就地征集资源，供应日军，同时指挥中国军队配合作战，那就比明治年间的日俄战争，更有制胜的把握了。
  当然，要钓鱼必须用饵。西原借款的主要作用是经济侵略，谈军事“合作”应该另辟蹊径。因此，从西原借款中，另外划出一部分，称为“参战债款”，用这笔借款来购买军火，供段祺瑞“武力统一全国”之用。田中义一向梁士诒表示支持段祺瑞的政策，即为这笔借款必可成功的宣告；相对地，段祺瑞只要借了这笔款子，即等于收了“定洋”，保证“军事协定”必可成立。因此，日本方面很大方地在“协定”未签以前，先拨出第一笔“参战借款”，由段芝贵经手，直接跟大仓喜八郎做了一次交易。
  大仓喜八郎是日本的八大财阀之一。他以开“铁炮店”起家，成为军火商，庆应四年“戊辰之战”幕府军与倒幕联军双方的军火都由大仓供给。结果倒幕派大胜，日本全国就此统一。西乡隆盛因此成名，而大仓亦因此大发其财，所以有“一战功成，一商暴富”的说法。
  以后日本侵台之役、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军火都由大仓供应。对于日本之侵略中国，他是极重要的一个幕后人物，但表面上表现得非常“亲善”，投资于本溪湖的煤铁，与盛宣怀合作，贷款与汉阳铁厂。他喜欢在中国游历，收藏中国的文物，尤其是古钱。在北平西山造了一座很豪华的别墅，经常以盛宴款待北洋军阀，所以跟段芝贵极熟。这笔军火买卖，自有极优厚的回扣，除却段祺瑞，无不分润。
  不过，照道理说，大仓所供给的两万多支步枪，应该平均分配给北京政府所属的各省军队。直、皖既已分家，徐树铮认为“长江三督”不应分享这批军火，却又说不出口，于是别生一计。
  当直、皖分家时，徐树铮对段系的实力做了一番检讨，以地盘来分，浙江督军杨善德、淞沪护军使卢永祥、安徽督军倪嗣冲、福建督军李厚基、陕西督军陈树藩、山西督军阎锡山、直隶督军曹锟、山东督军张怀芝、四川督军刘存厚、广东督军龙济光，都是“自己人”，看起来比冯国璋的“长江三督”要强得多。但细细检点，却是问题多多。
  首先是刘存厚、龙济光岌岌可危；其次，阎锡山不是随便肯听人摆布的；曹锟自然是要角，但直系的色彩很浓；而张怀芝一向以“曹三爷”的马首是瞻。凡此非嫡系的部队，在运用上并不能指挥如意。
  另一方面，西南势力浩大，却与冯国璋素有渊源，加以湖南托庇于西南；而不可轻视的冯玉祥，翻覆诡诈，亦为隐忧。两相比较，直系的实力未见得充足。欲求自保，当然不成问题，但既有“武力统一全国”的雄心，自非具压倒的优势不可。
  因此，徐树铮远走关外，进行“联奉制直”的计划。奉天督军张作霖，此时重用一个日本士官生杨宇霆。此人字邻葛，辽北法库县人，在士官八期步科，与田中义一同学。徐树铮亦是士官出身，与杨宇霆前后同学，彼此早都知名。而且杨宇霆的性情、作风，与徐树铮相似，都是好大喜功的霸才。还有一项相同的是，两个人都获得长官的绝对信任，言听计从，几乎可以独断独行。
  这一下就不但谈得投机，而且说做就做，照商量好的步骤，首先派奉军第二十七师张景惠一旅，入关进驻滦州。等日本轮船运到第一批军械——步枪二万七千支，停泊秦皇岛时，由张景惠加以截留，除山西的一部分放行，以及少数一部分拨给曹锟及李厚基以外，其余悉数转运出关，装备奉军。
  不多几天，段祺瑞的“督办参战事务处”正式成立，下设五处，由靳云鹏以“参谋处长”的名义当家，各部总长指聘为参赞，次长为参议，俨然另一个“内阁”。
  于是，奉军五个旅，以“助战”为名，陆续开拔入关。一部分驻扎京津附近，扼守要路；一部分沿津浦路南下，威胁在南京的李纯。同时在军粮城设立奉军司令部，总司令是张作霖，却是由徐树铮以副司令的名义，代行总司令职权。
  这步棋大出冯国璋意外，立刻派了财政总长王克敏及与段祺瑞关系极深的长芦盐商王郅隆到安徽蚌埠去看倪嗣冲，探询奉军入关的真正目的。因为徐树铮与他经常有密电往来，一定深知真相。
  可是，倪嗣冲不便明说，只照冯国璋的意思，打了个措词婉转的电报给张作霖，问他入关的本意。
  张作霖的复电是：“只求得一完全巩固之责任政府，共谋国是，他非所知。”这一来，王士珍完全明白了，原来奉军入关，是为倒阁而来的。当下“退避贤路”，专车出京到天津暂住。
  这一来，政治的重心突然移到了关外，北宁铁路上冠盖络绎，自以为在时局及组阁问题上有发言资格的人，都派了代表到奉天去看张作霖，表达对大局的意见。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北京造币厂监督吴鼎昌，他是徐世昌的代表。
  当然，出现了这样的情势，是徐树铮一手所造成。张作霖此时还没有问鼎中原之心，目的只希望统一东三省，以将来得段祺瑞之助，驱逐吉林督军孟恩远、黑龙江督军鲍贵卿，作为与徐树铮合作的条件。而徐树铮的两大目的是捧段出山及联奉制直，此时看到时机成熟，便与吴鼎昌谈好了步骤，征得张作霖的同意，用他的名义，开始发动。
  首先是由张作霖分电各省督军，主张共推段祺瑞组阁，提议请曹锟、张怀芝领衔发表通电，且不必说推段的话，只说大局不安，必须有一个坚强有力、担当得起的内阁总理，其人选“请东海与元首商定”。等通电一发表，请曹汝霖与吴炳湘二人负责联系，催促徐世昌发言，安排段祺瑞组阁的手续。预计三天至五天的工夫，大功即可告成。
  哪知事出意外，曹锟愿意拥护段祺瑞，只是领衔发通电，却不免踌躇。这个问题不大，曹锟不愿，可以找别人，让徐树铮跳脚的是，内部有人在捣鬼。
  原来段祺瑞的作风很特别，只要他相信的人，谁都可以放手办事，出了麻烦，他来负责。因此他左右的红人，你不服我，我不服你，大家各行其是。段祺瑞只是“择善而从”，很少去问问别人的意见。事实上他亦并不十分了解每个人在做些什么，像徐树铮在关外跟张作霖、杨宇霆所谈的一切，他就不大清楚，所以在秦皇岛军火被扣以后，居然致电张作霖严词质问，要求发还。
  就为了不了解徐树铮的步骤，所以听说张作霖希望他出山时，他还在迟疑。靳云鹏、段芝贵都劝段祺瑞慎重，出山容易，下台很难，反正“参战督办”权力很大，居其实而不居其名，做好了更好，倘或力不从心，责任亦比较容易推卸。段祺瑞觉得他们的话很有道理，所以迟疑着不愿出山。
  他不知道靳云鹏、段芝贵劝他的话，都出于私心。靳云鹏经手大批军饷，差使甚肥，生怕段祺瑞一组阁，不必再有这个因人设事的“督办参战事务处”，明令撤销，业务归并陆军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的差使亦就完蛋了。
  段芝贵更是异想天开，有意代理王士珍的职务，过一过内阁总理的瘾——这是出于王克敏的怂恿。他本来是梁启超约来的，与段祺瑞的关系并不深。心想梁士诒已经与朱启钤、周自齐同时被撤销了通缉令，而且已经由日本到达天津，如果内阁改组，极可能由梁士诒接掌交通，而曹汝霖经手西原借款，接任财长是顺理成章的事。唯有内阁不改组，自己才得蝉联，因而教了段芝贵一套话，叫他去看张作霖。
  怦然心动的段芝贵，决定照王克敏的话去试一试。不过他是袁世凯称帝时，为张作霖从关外撵出来的，还不好意思亲自出关，派了个亲信去见张作霖，希望支持他代理内阁总理，交换条件是发表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
  张作霖最恨人忘恩负义。老段待小段甚厚，而小段居然挖老段的墙脚，在张作霖看，是件绝对无法容忍的事。加以有徐树铮在旁边历数段芝贵的种种劣迹，张作霖越发光火，当着来使将段芝贵臭骂了一顿，连信都不回。
  在曹锟这方面，徐树铮亲自出保定，与曹锟的胞弟、直隶省长曹锐去接头，才知道曹锟怕段祺瑞复出，李纯的江苏督军不能安于位。徐树铮当即表示，可以劝请段祺瑞让步。恰好攻湘的第一路军打了个胜仗，攻陷了入桂要冲的岳州，主义派声势一振，加以刚刚由东京回任的日本公使林权助，出面请徐世昌斡旋僵局，于是局势急转直下，等十九省军民首长，包括“长江三督”在内，劝段祺瑞出山的通电一到，冯国璋便不能不明令发表，以段继王，改组内阁。
  这件大事，徐树铮自然要插手，他认为财、陆两部，也就是王克敏、段芝贵非去不可。在天津面邀梁士诒接掌财政，而梁士诒转保吴鼎昌，此人才具是够了，资望却还不足。因此徐树铮建议，由段祺瑞自兼财政，而以吴鼎昌为副手，过相当时期，再提升他为总长。如果段祺瑞不肯自兼，则不妨由曹汝霖兼署。至于陆军总长，徐树铮保荐烟台镇守使聂宪藩，认为他可以胜任愉快。
  对于段芝贵，由于“一方面脸厚而欲奢，一方面手软而情重”，毕竟一仍其旧。至于财政总长，段祺瑞亦不愿自兼，听从徐树铮的意见，请曹汝霖兼摄。
  段祺瑞开门见山地说，对西南用兵，以筹措军费为第一大事。财长一席，大家不敢担任，他相信曹汝霖肯负这个责任，而且也有勇气。希望能跟他同任艰巨，兼摄财政总长，主持西原借款，同时推荐吴鼎昌做他的次长。
  这些情形，曹汝霖事先已有所闻，也在心理上做了准备，当下很痛快地一口答应，借款也很顺利。段祺瑞还特为南下犒师，在汉口慰劳了第一路司令曹锟、第二路司令张怀芝，又接受随行人员曾云霈、吴鼎昌的建议，乘兵舰东下，去安抚赣、苏两督，在九江接见了陈光远，到南京与李纯及淞沪护军使卢永祥欢聚，方始改乘专车由津浦路北上。
  其时用兵的策略是，一、二两路及段祺瑞所派的湖南督军兼第七师师长张敬尧，共分三路攻湘。另外由浙江派兵一师援闽，会同福建督军李厚基，出厦门攻湘、梅，声援被困于广东南路的龙济光。在湖南的北军，以湘乡、宝庆为右路，衡山、衡阳为中路，攸县、茶陵为左路，分别由张敬尧、吴佩孚、张怀芝负责。
  这三路当然是中路打得好，吴佩孚的第六师，连克衡山、衡阳。左路由山东暂编第一师及倪嗣冲的安武军所组成，战斗力最弱。施从滨的第一师，士兵跟要饭的没有什么两样。先是凭一股锐气，打下了攸县。没有几天工夫，湘军师长赵恒惕及零陵镇守使卷土重来，攸县失而复得。第二路三万五千余众大败，醴陵、株洲，先后为湘军收复，北军施从滨、张敬尧、张宗昌所部，分向长沙、萍乡撤退，溃不成军。
  其时徐树铮跟段祺瑞到了汉口，因为要安排奉军援湘，逗留两湖。在岳州得到前线败报，徐树铮除了急调奉军第一支队进援以外，星夜赶到汉口，为奉军打前站。一路所见，伤心惨目，打个电报给段祺瑞，预备“进京请训”，同时也作了战地视察报告。
  电报中说：“此次第二路之挫失，自有取败之道，实非意外。以树铮此行所见言之，长沙城外，施师退兵，并列官长，成列率行；仅仅十余、或廿、或卅成群，陆续麇集。头无帽、足多赤，间虽有履，而缎布草麻不等。身无军衣，所着汗褂，蓝白黑各异其色。枪虽未失，而枪子琅琅坠地，亦不顾惜，惟背后各背一包裹，大小不等，皆护之若命。树铮曾面询一二人：‘背后包里何物？’则嗫嚅不对。”
  想来包裹中总是值钱的“战利品”，却又不然。徐树铮又说：“至途中又遇零星窃逃者，准其附车北还，发现其包，则红裙翠袖、妇孺小衣，灿然盈目。”
  徐树铮既骇且怒，下令随行马弁，夺过来便往车厢外面丢。哪知可骇可怒之事，还在后面。徐树铮在电报中接下来说：“为之随车散掷，则皆拼命跳下，重复拾集而去，绝不顾及坠车生死。似此奋勇之兵，真可为国家痛哭矣！”
  根据所见，加以推测，徐树铮的论断是：“攸县挫失，或尚出于惊溃；醴陵挫失，必系掳掠而逃。此种军队，为之官长者，尚敢饰报敌状，希自遮掩，一死宁足蔽其辜乎？”
  这是指施从滨及张怀芝而言。张怀芝兵败以后，连电北京政府发给“收容费”，居然道是“打胜仗者固需款，打败仗者尤需款”。陆军部将这个电报转到财政部，将曹汝霖气得说不出话。他剃一个“海军头”，寸把长的花白头发，根根上竖，像一把钢刷，此时看来更有“怒发冲冠”之概。
  第二天正好是国务会议，一张“大餐桌”，国务总理坐了主位，左面内务，右面财政，接下来是外交、陆军、海军、司法、教育，交通、农商两总长忝居末座。曹汝霖本职是交通总长，为示谦虚，不坐兼摄的位子，所以与主席相隔甚远。因为如此，段祺瑞就没有注意到他这一天的脸色铁青。
  “这一次湖南的战事——”
  段祺瑞刚说得一句，突然发现远处冒出一个人，定睛一看才知道是曹汝霖。既然他站了起来，自然就有话要说，段祺瑞便停了下来，请他发言。
  “总理，提到湖南的战事，财政部实在不胜负荷。发了开拔费，不久又要收容费，我真不知道收容了这种军队，有什么用处。出师不到半年，军费已经用了不少，这样下去，我实在无能为力，请总理另简贤能。”说完，曹汝霖气呼呼往下一坐，将脸扭了过去。
  段祺瑞坐在那里，脸上一阵青、一阵红，好一会儿才站起身来，亲自走到曹汝霖面前，弯腰开口。
  见此光景，曹汝霖不免歉然，赶紧也站起身来说：“请总理回座。”说着，伸手相扶。
  “难怪你生气。”段祺瑞说，“怀芝也太难了，自己不上前线不说，派一个暂编的师去打，宜其一战即溃。初次出兵不利，大有影响；但兵败不收容，贻害地方，亦不是办法。”段祺瑞拱拱手说，“这件事不能只怪怀芝。总之，请勉为其难。如何？”
  曹汝霖听他话中有因，只好这样答说：“容我回部里去商量，再来奉覆。”
  等他一回财政部，立刻便有人将他所发的牢骚，转告了正到北京来坐索收容费的张怀芝。他外号“三毛”，最容易动火，一听便骂：“他奶奶的，曹汝霖敢不发收容费，俺请他吃卫生丸！”说完，掏出手枪，“啪”的一声摔在桌上，不道“保险”不曾拴住，手枪走火，将来打“小报告”的人，吓得魂不附体。
  消息传入曹汝霖耳中，自不免气愤，但军阀不可理喻，只好忍气吞声，照发收容费。等他回到前线，局势已生变化，张敬尧色厉内荏，颇为怯战，密电“段总理夫子大人”主和。曹锟则因段芝贵系属皖系，有公然与直系为敌之意，颇为不快，暗中屯兵不进。段祺瑞得报，派徐树铮到汉口去疏通。曹锟和张怀芝一致要求撤换段芝贵，可是曹锟对于进兵，却显得意兴阑珊。于是徐树铮决定联络吴佩孚，因为曹锟就靠第三师，只要吴佩孚同意再打，不怕曹锟不从。
  吴佩孚其时驻扎衡阳，此地便是“彭郎夺得小姑回”的彭玉麟的家乡。吴佩孚既以儒将自命，对这位前辈自然十分向往，在地方上与绅士横槊赋诗，常有酬唱。徐树铮投其所好，作了一首题名《衡州谣》的古风送吴佩孚，恭维他治军爱民以外，“雍容雅度尤无匹”。当然，虚名以外还有实惠，徐树铮面许吴佩孚，拨发补助款二十万元，另外给他一个“将军”的名号。有此名号，吴佩孚的身份便与各省督军相等了。
  哪知徐树铮笼络吴佩孚的手段，过火了些，以致曹锟大起疑心，只当徐树铮在煽动吴佩孚以下犯上，一怒之下，专车北上，到了天津。
  这一来自又非安抚不可。其时研究系所主张的临时参院，即将召集，主要任务即在选出大总统接替任期将满的冯国璋。由王揖唐出面，徐树铮操纵的“安福俱乐部”，最初选举段祺瑞为大总统。如果他当选了，国务总理自非徐树铮莫属。至于副总统，徐树铮已许给了张作霖。不过，这把如意算盘没有打通，冯国璋的打算是，如果自己不能连任，就拥护徐世昌。加上梁士诒跟徐树铮也闹翻了，从中策划，制造一股空气，非徐世昌出山，不能改变时局。
  因此，段祺瑞知难而退，安福系亦姑且敷衍，先承诺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到时候看情形再推段祺瑞。至于副总统一席，改许了曹锟，作为交换他对西南继续用武的条件。对于张作霖，则以拨给现款一百万元，解决奉天的银行挤兑风潮，作为补报。
  因此而有第二次天津会议，曹锟、张怀芝、倪嗣冲、龙济光之外，还有各省代表杨宇霆、卢小嘉等人。
  开会的地点是奉军设于天津的司令部，会中倪嗣冲极力劝曹锟、张怀芝力竟全功。徐树铮报告了不久之前签订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内容，表示有日本的支持，前途大有可为。曹锟因为临时参议员选举，安福系有操纵的把握，许了他的副总统一定能够兑现，所以也就点头答应了。张怀芝亦步亦趋跟着“曹三哥”走，不在话下。
  及至会完各散，徐树铮与杨宇霆还有事商量，留在那里未走。忽然卫士来报，说“炳威将军”陆建章来了。
  “他来干什么？”
  “他来干什么？”杨宇霆也这样问。
  若说中国之大，有最讨厌陆建章的两个人，那就是徐树铮与杨宇霆了。徐树铮是为了段祺瑞，杨宇霆是为了张作霖。
  段、陆是安徽同乡，一个合肥，一个蒙城，而且在袁世凯手下，曾经是很亲近的同事。光绪卅一年，袁世凯的武术右军改组为新军制的第六镇，由段祺瑞接任统制，下辖三协，第十一的协统就是陆建章。
  及至袁世凯当了大总统，陆建章被任命为“军营执法处长”，甘为鹰犬，民党死在他手里的不知凡几。以后袁世凯称帝，陆建章当然很起劲，而段祺瑞处处表示消极，“忠心耿耿”的陆建章，便常批评段祺瑞忘恩负义，成了对头。到得陆建章在陕西被逐，辎重尽失，妻孥被辱，连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儿亦未能幸免，与段祺瑞便成了不解之仇。因为袁世凯“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中的一陈——陕北镇守使陈树藩独立以后，陆建章求和，自然让出地盘，陈树藩亦保证他身家财产的安全，结果一出灞桥，便遭陕军荼毒。而保定第一期出身的陈树藩，一直以段祺瑞的得意门生自居，所以陆建章会迁怒于段祺瑞。
  这是陆建章对段祺瑞的一段旧怨。段祺瑞对陆建章，却为了冯玉祥，而有一段新仇。冯玉祥的原配姓刘，直隶盐山人。她有个族中的姑母，是陆建章的太太。冯玉祥如果跟着发妻叫陆建章，应该称为“姑夫”，却不知怎么叫成“娘舅”。这个娘舅很照应外甥，冯玉祥所带的十六混成旅，就是陆建章的“老第七师”改编的两个混成旅之一。因此，冯玉祥谁的话都不听，只有对陆建章唯命是从。
  段祺瑞当然知道他们的关系，屡次告诫冯玉祥，不要听陆建章的话，但冯玉祥又何能不听？就因为这样，冯玉祥武穴主和，段祺瑞与徐树铮就不能不疑心是陆建章的指使了。
  原来十六混成旅本是奉命援闽，助李厚基对抗来自广东的护法军，为此特准十六旅扩充一个团。冯玉祥对扩充实力，深惬所怀，援闽则万分不愿。因此屯兵浦口，在李纯的掩护之下，两三个月不开拔。冯玉祥与他的参谋长邱斌，是拜把兄弟，但趋向不同。邱斌主张奉命行事，冯玉祥不肯，以致邱斌拂袖而去，还发了通电大骂冯玉祥。
  到得民国七年一月底，冯国璋迫不得已对南方下了讨伐令，曹锟、张怀芝两路进兵西南。冯玉祥亦叠奉严令，迅速入闽。二月初全旅官兵上船，本来应该东驶出江，取海道入闽。谁知竟是鼓棹西行，溯江而上，这时才有改变任务的命令，不必援闽，而是攻湘。因为段祺瑞左右，怕他入闽之后，会投到护法军那里去，掉转枪口打李厚基，所以改派至两湖。那里有曹锟、张怀芝、张敬尧三方面的人马，约计十五个师左右，冯玉祥如果不受节制，立刻就可以把他解决。
  但冯玉祥成竹在胸，到得湖北蕲州以南的武穴，舍舟登岸以后，连发两个通电主和。本来一个旅长的政治主张，无足轻重，但通电中有“对德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恰好道破机关，所以段祺瑞勃然震怒，下令撤除冯玉祥的旅长，而且准备明令讨伐。
  于是冯玉祥派出两个人去见曹锟和张怀芝。这两个人都是“清帮”，一个是继邱斌而为参谋长的张树声，一个是骑兵营营长张之江。前者是清帮中的“大”字辈。
  到汉口去见曹锟的是张之江，他用曹锟与冯国璋同为直系，而冯玉祥主和，不悖冯国璋的主张作为辩护的理由，又说吴佩孚刚刚拿下岳州，如果回师来打冯玉祥，胜不为功，败则前功尽弃。何况吴佩孚的第三师虽为精兵，但大战之后，正待休息整理。而十六混成旅却是新硎初发，以逸待劳，胜负之数，实在难言。
  曹锟一想这话不错，当时表示，各不相犯。至于派到九江去见张怀芝的张树声，话就不如张之江那么婉转了。因为张怀芝的实力，他很清楚，老实警告，十六混成旅会拼到底，两败俱伤犯不着。因此，张怀芝亦只好许诺，袖手不问。
  这些情况反映到段祺瑞那里，改了主意，硬的不行来软的，托人请陆建章到武穴去疏通，许下恢复冯玉祥的原职，但必须尽快渡江攻湖南。
  在段祺瑞总以为陆建章除非不愿出面调停，倘或答应去了，一定能使冯玉祥听话。哪知不然。
  也不知是冯玉祥敷衍陆建章，还是陆建章跟冯玉祥说好，串了一出双簧——冯玉祥答应陆建章，尽快渡江，下令三个团及骑兵、机枪两直属营准备开拔。冯玉祥天天骑了马到各营区去视察，这天从马上摔了下来，说是腿摔坏了，伤势甚重，非两三个月不能行动。这一来，部队自然也跟着留下来了。
  段祺瑞与徐树铮都有受骗的感觉，而且怕冯玉祥在武穴捣乱，张怀芝管不住他，便将十六旅调到湘西，派冯玉祥为常德镇守使。此地是水陆要冲，南北两军进出频繁，不时会有骚扰，加以汉口的日本海军，常派炮艇经洞庭湖来巡逻，纠纷亦很多。所以派十六旅驻守湘西，目的是要使冯玉祥受困，逐渐削弱他的力量。纵然如此，徐树铮仍不能放心，怕他受了陆建章的教唆，迟早有一天会倒戈。
  至于杨宇霆之讨厌陆建章，实在是讨厌他的儿子陆承武。原来陆建章与吉林督军孟恩远是儿女亲家，陆家父子自陕西铩羽而归后，孟恩远便将他的女婿陆承武找了去，颇加重用。
  孟恩远的心腹，都是他的亲人，除了陆承武，还重用一个外甥，名叫高其傧。一婿一甥，分主内外，言听计从。
  其时张作霖羽毛渐丰，在杨宇霆策划之下，积极展开统一东三省的雄图。第一个目标是黑龙江督军兼省长、满洲旗人毕桂芳，为军务帮办许兰洲所逐，而由张作霖保荐鲍贵卿接任督军兼省长。
  第二个目标便是孟恩远。不过，张作霖此时还仅以逐孟为目的，并不期望能由他保荐继任人选。所以一番活动以后，由冯国璋下令，将孟恩远调京任诚威将军，而以察哈尔都统田中玉为吉林督军。于是陆承武与署理扶农镇守使兼吉林陆军第四旅旅长高其傧设计，致电北京挽留，因而引起风潮。最后是由王占元出面调停，孟恩远终于暂准留任。有此满意的结果，是陆建章在冯国璋那里很发生了作用之故。杨宇霆所谋不遂，自觉在张作霖面前大失面子，因而恨透了陆建章父子。
  徐树铮与杨宇霆，在当时都有“就是做错了事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心理，一时冲动之下，杨宇霆表示：“这种人留在那里干什么？”徐树铮亦就毫不迟疑地同意，随即下令，处决陆建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