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生活的苦与甜，都无须拒绝
刚开始从事理发行业的时候，客人时常投诉我手重：洗头的时候不小心弄疼客人的耳朵，围毛巾的时候不小心弄疼客人的脖子。因此，我练习了三个月洗头，连拿剪子的希望都没有。
因为没有那么多活儿，我也就时常偶遇隔壁文具店的老板老潘。
老潘四十多岁，老婆早逝，他一个人带着孩子。他使劲儿卖货一个月也就赚个两三千，老婆生病欠亲戚的钱还没还完，每当孩子要交学费的时候，老潘抽烟就抽得格外凶。
“孩子又要交钱了？”
“一年到头什么课本费、学杂费就算了，这次学校组织春游，又要额外交午餐费。我一天才赚三十块钱。”
只要我开一个话头，老潘就会滔滔不绝地说下去。理发店特有的染发剂味道、吱呀吱呀的电扇声和老潘絮絮叨叨的声音，共同组合成那个夏天特有的记忆。
有个叫燕子的年轻姑娘，时常光顾老潘的店。燕子姓杨，是附近一所小学的老师，经常需要采购一些文具，作为奖品发给学生。但谁都看得出来，燕子醉翁之意不在酒，她总是会多看老潘几眼，也会跟老潘温柔地说几句话。
每当有人拿他们俩打趣时，燕子就一边笑一边用亮晶晶的大眼睛看着老潘，而老潘则笑着否认。
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他：“你真不知道杨老师看上你了？”
老潘露出无奈的笑，说：“我配不上她。像她这样的姑娘，能找到更好的人，而不是我这种四十岁还带着孩子的光棍儿。”
忘了说，老潘除了嘴能说，长得还有点儿帅。可就算燕子再有心，老潘没这个意思也没用。
就在我们都觉得燕子要铩羽而归时，剧情突然峰回路转——当看到燕子像老板娘一样坐在老潘的桌子后面收钱的时候，我们都有点儿反应不过来。
有了燕子的老潘，也开始有点儿不一样了，少了一点儿以前那种破罐子破摔的劲儿，多了一点儿温柔和腼腆。他总是用温柔、包容但有点儿悲伤的眼神看着燕子。
我并不清楚老潘的悲伤由何而来，当时的我有点儿旁观者的悠然。只是有那么一次，我问老潘：“什么时候办事儿（结婚）？”
老潘不说话，只是抿着嘴，苦涩地笑笑。那时我还没听说过“墨菲定律”——如果一件事有变坏的可能，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它总会发生。
一个平常的下午，燕子的妈妈来了，她坐在小文具店门口的小板凳上，呜呜哭了半天。再开明的父母知道自己乖巧温顺、条件优越的女儿，要嫁给一个带着孩子的光棍儿，都难免迟疑，更何况还是在这种封闭的小镇。很多街坊因此将老潘的文具店围得水泄不通。老潘的女儿放学回来，听到围观者的指指点点，扔下书包就跑了。
“事发”那天我一边嚼着口香糖一边看热闹。但人生总在某些时刻露出一些真相：生活就是一地鸡毛，别人的是，你自己的也是。所谓的英雄，并不是电影里那些拥有超能力、拯救地球的超级英雄，而是那些面对一地鸡毛，一边清扫，一边往前走的人。我觉得老潘能算得上是个平凡生活里的英雄：老婆病了，他卖了房子，借遍了亲戚钱，那时候还没什么网上众筹，后来没钱了，病也没治了；老婆死了，他一边还债，一边辛苦带孩子。
后来，老潘去找女儿了，燕子带着她妈回了家，再也没来过。
老潘几乎没怎么争取就放了手。但就像是故事中另一只靴子落了地，老潘反而有种松了口气的感觉。
这之后，老潘的女儿进入了叛逆期。老潘为此焦头烂额，几乎没什么时间为失恋伤感。
孩子到了叛逆期，老潘必须身兼母职，跟孩子谈心。有时候，他也无能为力，比如女儿想要一条昂贵的连衣裙，一千三百元。连衣裙在专柜里头摆着，却跟老潘绝缘。老潘愁得两天睡不着觉，他跟女儿承认了自己的无能为力：“你妈生病时欠的债还没还，咱不能让别人紧着裤腰带，咱们穿着那么贵的裙子，这不对。爸现在没钱，等债还清了，不管多贵的裙子，都给你买，行吗？”
老潘的女儿没闹别扭就接受了。之后，父女俩还是没事儿就闹闹别扭，有点儿小情绪：女儿考试不及格，老潘跳起来就攥着鞋满街追着她打，女儿也巾帼不让须眉，跑得贼快。尽管如此，我倒觉得他们相处得格外平顺了。
后来我辞了洗头的活儿，跟老潘也没什么联系了。
大约五年后，我途经那一带，发现理发店已经不在了，老潘的文具店却还在，门口摆着各种花样的书皮纸，生意看着挺不错的。他有了新的妻子，岁数看着跟他差不多。女儿的穿着不鲜亮，笑容却格外爽朗，也有了点儿文静的样子。
又见到老潘，我俩坐在大排档里喝酒。我觉得我特别嘴欠，忍不住问他还记不记得燕子。
老潘眯着眼睛想了一会儿，才意识到我说的是谁。他夹了一颗花生米，喝了一口啤酒，说：“记得，其实燕子后来找过我，希望我带她走。”
“私奔？那你咋说的，是不是特感动？”
“我啊，我挺羡慕她的，小姑娘得过得多好，才能有这么天真的想法。”老潘一边摇头，一边把陈年往事带来的怅惘倒了倒，“不是一路人啊，过不到一起去。有的人从生下来到死都顺风顺水，有的人就七灾八难。你以前是不是给我讲过什么王子和玫瑰的傻故事？咋说的来着？”
“我也不记得了。”
我们一人一杯酒，玻璃杯一碰，各自一饮而尽。
那时我也刚分手，如同小王子离开了他的星球、他的玫瑰花，对这事连提也不想提。
即使再坚强的人，也会有软肋。老潘的软肋，是女儿想要却没能买得起的那件连衣裙；是那个他有点儿喜欢，却终究没能娶得起的姑娘。
而我的软肋，是那个假装忘了的童话故事。
因为没有那么多活儿，我也就时常偶遇隔壁文具店的老板老潘。
老潘四十多岁，老婆早逝，他一个人带着孩子。他使劲儿卖货一个月也就赚个两三千，老婆生病欠亲戚的钱还没还完，每当孩子要交学费的时候，老潘抽烟就抽得格外凶。
“孩子又要交钱了？”
“一年到头什么课本费、学杂费就算了，这次学校组织春游，又要额外交午餐费。我一天才赚三十块钱。”
只要我开一个话头，老潘就会滔滔不绝地说下去。理发店特有的染发剂味道、吱呀吱呀的电扇声和老潘絮絮叨叨的声音，共同组合成那个夏天特有的记忆。
有个叫燕子的年轻姑娘，时常光顾老潘的店。燕子姓杨，是附近一所小学的老师，经常需要采购一些文具，作为奖品发给学生。但谁都看得出来，燕子醉翁之意不在酒，她总是会多看老潘几眼，也会跟老潘温柔地说几句话。
每当有人拿他们俩打趣时，燕子就一边笑一边用亮晶晶的大眼睛看着老潘，而老潘则笑着否认。
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他：“你真不知道杨老师看上你了？”
老潘露出无奈的笑，说：“我配不上她。像她这样的姑娘，能找到更好的人，而不是我这种四十岁还带着孩子的光棍儿。”
忘了说，老潘除了嘴能说，长得还有点儿帅。可就算燕子再有心，老潘没这个意思也没用。
就在我们都觉得燕子要铩羽而归时，剧情突然峰回路转——当看到燕子像老板娘一样坐在老潘的桌子后面收钱的时候，我们都有点儿反应不过来。
有了燕子的老潘，也开始有点儿不一样了，少了一点儿以前那种破罐子破摔的劲儿，多了一点儿温柔和腼腆。他总是用温柔、包容但有点儿悲伤的眼神看着燕子。
我并不清楚老潘的悲伤由何而来，当时的我有点儿旁观者的悠然。只是有那么一次，我问老潘：“什么时候办事儿（结婚）？”
老潘不说话，只是抿着嘴，苦涩地笑笑。那时我还没听说过“墨菲定律”——如果一件事有变坏的可能，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它总会发生。
一个平常的下午，燕子的妈妈来了，她坐在小文具店门口的小板凳上，呜呜哭了半天。再开明的父母知道自己乖巧温顺、条件优越的女儿，要嫁给一个带着孩子的光棍儿，都难免迟疑，更何况还是在这种封闭的小镇。很多街坊因此将老潘的文具店围得水泄不通。老潘的女儿放学回来，听到围观者的指指点点，扔下书包就跑了。
“事发”那天我一边嚼着口香糖一边看热闹。但人生总在某些时刻露出一些真相：生活就是一地鸡毛，别人的是，你自己的也是。所谓的英雄，并不是电影里那些拥有超能力、拯救地球的超级英雄，而是那些面对一地鸡毛，一边清扫，一边往前走的人。我觉得老潘能算得上是个平凡生活里的英雄：老婆病了，他卖了房子，借遍了亲戚钱，那时候还没什么网上众筹，后来没钱了，病也没治了；老婆死了，他一边还债，一边辛苦带孩子。
后来，老潘去找女儿了，燕子带着她妈回了家，再也没来过。
老潘几乎没怎么争取就放了手。但就像是故事中另一只靴子落了地，老潘反而有种松了口气的感觉。
这之后，老潘的女儿进入了叛逆期。老潘为此焦头烂额，几乎没什么时间为失恋伤感。
孩子到了叛逆期，老潘必须身兼母职，跟孩子谈心。有时候，他也无能为力，比如女儿想要一条昂贵的连衣裙，一千三百元。连衣裙在专柜里头摆着，却跟老潘绝缘。老潘愁得两天睡不着觉，他跟女儿承认了自己的无能为力：“你妈生病时欠的债还没还，咱不能让别人紧着裤腰带，咱们穿着那么贵的裙子，这不对。爸现在没钱，等债还清了，不管多贵的裙子，都给你买，行吗？”
老潘的女儿没闹别扭就接受了。之后，父女俩还是没事儿就闹闹别扭，有点儿小情绪：女儿考试不及格，老潘跳起来就攥着鞋满街追着她打，女儿也巾帼不让须眉，跑得贼快。尽管如此，我倒觉得他们相处得格外平顺了。
后来我辞了洗头的活儿，跟老潘也没什么联系了。
大约五年后，我途经那一带，发现理发店已经不在了，老潘的文具店却还在，门口摆着各种花样的书皮纸，生意看着挺不错的。他有了新的妻子，岁数看着跟他差不多。女儿的穿着不鲜亮，笑容却格外爽朗，也有了点儿文静的样子。
又见到老潘，我俩坐在大排档里喝酒。我觉得我特别嘴欠，忍不住问他还记不记得燕子。
老潘眯着眼睛想了一会儿，才意识到我说的是谁。他夹了一颗花生米，喝了一口啤酒，说：“记得，其实燕子后来找过我，希望我带她走。”
“私奔？那你咋说的，是不是特感动？”
“我啊，我挺羡慕她的，小姑娘得过得多好，才能有这么天真的想法。”老潘一边摇头，一边把陈年往事带来的怅惘倒了倒，“不是一路人啊，过不到一起去。有的人从生下来到死都顺风顺水，有的人就七灾八难。你以前是不是给我讲过什么王子和玫瑰的傻故事？咋说的来着？”
“我也不记得了。”
我们一人一杯酒，玻璃杯一碰，各自一饮而尽。
那时我也刚分手，如同小王子离开了他的星球、他的玫瑰花，对这事连提也不想提。
即使再坚强的人，也会有软肋。老潘的软肋，是女儿想要却没能买得起的那件连衣裙；是那个他有点儿喜欢，却终究没能娶得起的姑娘。
而我的软肋，是那个假装忘了的童话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