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一回 探新路群贤觉醒 应时运中共诞生（
第五一回探新路群贤觉醒应时运中共诞生（上）
诗曰：晚清已随风云散，民国出世又十年。军阀混战无休止，洒向人间都是怨。沉沉黑夜露曙光，冥冥天数祖龙现。拨开阴霾见红日，民族解放开新篇。
话说毛泽东回到韶山老家，适逢母病垂危，多方医治无效，不幸撒手人寰。葬母之后，毛泽东来到长沙，在修业小学谋得历史教员之职。不久，五四运动爆发，长沙的报纸冲破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新闻封锁，纷纷报道了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接着，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邓中夏回湖南联络，向毛泽东、何叔衡等人介绍了北京的情况，商量改组湖南的学生联合会，以便发动湖南学生响应北京的爱国运动。毛泽东大为兴奋，立即派新民学会会员分头联系，召集各校学生代表开会，成立了新的学生联合会，决定发动各校学生罢课。三天后，在学联的领导下，长沙二十多所学校学生统一罢课，并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拒绝巴黎和约、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六项要求。
湖南学联的成员大部分是新民学会会员，他们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组成十多个“救国十人团”，上街发表演说，宣传新思想。湖南各界群起响应，《新湖南》、《女界钟》、《岳麓周刊》等杂志应运而生。毛泽东引领潮流，主持创办了影响深远的《湘江评论》；在创刊号上，毛泽东热情欢呼：“当今时代，世界革命浩浩荡荡，人类解放呼声大倡。爱国运动奔腾澎湃，湘江两岸人心思变。旧的社会必须改造，军阀统治亟待推翻。”《湘江评论》如同警世金钟，声宏震远，反响强烈。任弼时、肖劲光等一大批进步青年受其影响而开始觉悟，逐步走上革命道路。
毛泽东废寝忘食，全力倾注，一月之间，为《湘江评论》撰写文章四十余篇，又亲自编辑、排版、校对，甚至上街叫卖。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最主要的文章，是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文章第一次公开赞颂了俄国的十月革命及其影响，称：“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工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毛泽东认为：“改造社会之根本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民众联合之基础，是由于有着反抗压迫的共同利益。”为此，他号召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联合起来，为减轻地租捐税、解决吃饭问题而进行斗争；号召学生、教员、妇女各界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和要求联合起来，最终实现民众的大联合。毛泽东断言：“救国不能单纯依靠个人的力量，而必须依靠民族的大联合，才能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
人的思想发生剧变，往往需要一系列主客观条件。此时的毛泽东处在激烈地思想矛盾之中，他一方面称颂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另一方面又不赞成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来打倒强权。他主张：“联合群众，向强权者做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实行‘无血革命’。”他不赞成暴力革命，是想避免社会混乱。他甚至觉得“强权者也是人，是我们的同类。如果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得到的仍然是强权”。他甚至幻想着实行无政府主义，设计了没有压迫和剥削、没有军阀和强权的理想社会蓝图。然而，他的梦想尚未来得及实施，便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
其时，皖系军阀张敬尧统治着湖南。张敬尧骄横霸道，无恶不作。他肆意纵兵抢劫，滥发纸币；盗押矿产，强种鸦片；钳制舆论，勒索军饷；伪造选举，强奸民意。其种种恶行，处处与湖南人民为敌。《湘江评论》的巨大影响，引起了张敬尧的仇视。他下令查禁《湘江评论》，罪名是“宣传过激主义，鼓动愚民造反”。《湘江评论》被迫停办，湖南学联也同时被强行解散。
毛泽东被激怒了。他彻夜难眠，苦苦思索，终于醒悟：温和革命，此路不通。他从心底发出了反抗的呼声：“张毒不除，湖南无望。”他决心献身政治，与黑暗势力斗争到底。他开始秘密串联，四下奔走，召集原学联干部酝酿一场驱张运动。他向与会者指出：“北洋军阀内部直、皖两系内讧，是驱张的大好时机。湖南学生要做驱张的主力，尽可能策动教员和新闻界人士支持。驱逐张敬尧是爱国运动的继续和深入。”
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湖南学联重新恢复。毛泽东率学会与各界代表，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万人集会，焚毁日货，游行示威。湖南督军张敬尧派出大批军警沿街驱赶、殴打游行群众，实施武力镇压。军阀的暴行更加激怒了湖南人民，“驱逐张敬尧，打倒旧军阀”的呼声此起彼伏，日益高涨。
当此之时，毛泽东独当一面，积极奔走，以小学教员的身份广泛发动、积极参与了驱张运动，并成为这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他连续两天参加长沙各界教师和学生代表会议，主持学联工作，公开发表宣言，组织长沙各高校一致罢课。直闹得张敬尧手忙脚乱，难以招架。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领驱张代表团赶到北京，向北洋政府提出惩办张敬尧的要求。他寓居于福佑寺，广泛联络各方力量，组成了“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以及“旅京湘人驱张各界委员会”。毛泽东特别重视新闻舆论的力量，又成立了平民通讯社，自任社长，起草并发出大量的稿件、呈文、通电、宣言，分送京、津、沪、汉各报发表。毛泽东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各种报纸上的驱张通电、新闻里，他的社会活动能力和政治组织才干越来越引人注目。
为了达到驱逐张敬尧的目的，驱张代表团在京先后发起了七次声势浩大的请愿活动。毛泽东作为主要请愿代表，向北洋政府总理钱能训当面递交请愿书，并义正词严地提出驱张要求。
历时半年之久，张敬尧的罪行逐渐大白于天下，驱张运动发生了明显的效果。在各方一致声讨下，张敬尧在湖南的日子越来越难过。恰在此时，已经加入国民党的谭延闿，打着南方革命军政府的旗号，率领湘军逼近长沙。张敬尧感到大势已去，偷偷地携带着家眷溜出长沙。局势如同魔术变换，一夜之间，湖南的政坛又成了谭延闿的天下。
驱张成功，毛泽东却并未及时返回湖南。原来，他的恩师杨昌济先生因病去世，毛泽东与杨开智、杨开慧兄妹一起守灵，操办后事，迁延在京。在此期间，毛泽东多次拜访自己的导师李大钊。毛泽东求教道：“驱张运动成功了，但是，湖南究竟该如何改造？中国究竟该如何改造？新民学会该向何处发展？请先生教我。”李大钊道：“湖南赶走了张敬尧，又来了个谭延闿，依然是军阀统治。中国太黑暗，军阀横行，百姓遭殃。我思之久矣，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文化救国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毛泽东道：“先生所说的根本解决，应是何意？”李大钊道：“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推翻军阀政府，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又问道：“具体做法，又当如何？”李大钊道：“发动民众。你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民众大联合一文，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现在的关键是要建立起我们的政党，以便更好地团结民众。”说着，从案头拿起一本新书，向毛泽东道：“我送你一本新书，是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望你好好研究之。”毛泽东接书在手，又问道：“先生有何举动？”李大钊道：“俄国的革命导师列宁已经派人来中国，帮助我们筹备建党事宜。我已经在北京大学组建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与张国焘、刘仁静、瞿秋白等人筹划成立共产党。”毛泽东道：“陈先生何以不参加？”李大钊道：“因受当局之追捕、迫害，陈先生在北京难以立足。他已经去了上海，在上海筹建共产主义小组。我和他分工，我负责北方，陈先生负责南方，积极准备，待条件成熟时，立即成立全国性的党组织。你回到湖南后要积极行动，尽快成立湖南共产主义小组。你如果要与陈先生联系，他的住址是上海渔阳里二号。”
告别了李大钊，毛泽东决定去上海。其时，新民会员彭璜率领的另一个驱张代表团正在上海活动，好友萧三等人赴法国勤工俭学亦即将启程。
毛泽东风尘仆仆地赶到上海，立即投身于政治活动之中。他与彭璜会面后，反复商议，组建了以新民会会员为骨干，吸收部分新闻界、教育界人士参加的“湖南改造促成会”，商讨改造湖南的计划。毛泽东告诉大家：“张敬尧虽然走了，但还会有新的张敬尧回来。解决湖南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废除督军，裁剪兵员，以推倒武力统治。而后，实行银行民办、教育独立、自治建设、保障人民权利，达到自治之目的。总之，湖南之事，应由湖南人民自决之。”
不久，从北京、长沙、天津赶到上海的新民会员达二十五人。毛泽东召集会员，在半淞园开会，主要讨论会务，兼为赴法会友送别。毛泽东主持会议，开宗明义地道：“我们学会的性质是政治团体，我们要为挽救国家、改造社会而奋斗，就不应该追求个人名利和享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都是爱国青年，应该担负起改造社会的责任。”大家畅所欲言，热烈讨论，针对当时不少青年人只知“生吞活剥新名词，虚骄浮躁空议论”的不良风气，会议做出的主要结论是：“学会态度：潜在切实，不讲空话，不务虚荣，不出风头。学会宗旨：求真务实，探索新路。改造旧湖南，建设新中国。”同时，还议定了介绍新会友的四个条件是：“纯洁、诚恳、奋斗、服从真理。”众人意气风发，争相发言；议到天晚，又继之以灯，畅谈着国家的未来和当代青年的使命。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济济新民会，风云一代英。立志救中国，不求利和名。纯洁无俗气，患难有真诚。湖南多才俊，湘江腾巨龙。
次日，在沪会友送别了第二批赴法勤工俭学的萧三等人。毛泽东又和彭璜等人讨论起草了《湖南人民自决宣言》，在上海的《天问》周刊和《时事新报》上发表。随后，毛泽东又接连在《申报》和《时事新报》上发表了《湖南改造促成会宣言》、《湖南人再进一步》、《湖南人为人格而战》等文章，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主张；提出先实行湖南自治，再推向其他各省，将来联合起来，便可达到解决全国问题之总目标。
在沪期间，毛泽东专程登门拜访了陈独秀，向陈独秀谈了湖南改造促成会的计划，征求意见。陈独秀答道：“改造湖南，实为必要。从长远着眼，欲改造中国，可以先从湖南做起。”毛泽东道：“四月之前，我去北京，曾与李先生会晤，谈及建党事宜。不知陈先生有何指教？”陈独秀道：“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我辈当务之急。我已与李达、李汉俊等人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具体宣传、组织、联络事务由李达同志负责，着手筹备全国性的共产党组织。现在武汉、济南、广州等地已经成立了党的小组。你回到湖南后也应积极行动，湖南方面的建党工作就由你负责。”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与两位思想界巨人的相继晤谈，使毛泽东收获巨大。毛泽东心情愉快，带领着新民会员返回长沙。经友人介绍，毛泽东应聘担任第一师范附小校长。有了固定工作做掩护，毛泽东便开始秘密筹划组建党小组的工作。此时，他从报纸上看到了北洋政府裂变，直、皖大战的消息。
原来，段祺瑞第三次被免职后，极不甘心失败，又自封为“定国军”总司令，挑起了与直系军阀的战争。直系军阀吴佩孚则自封为“讨逆军”总司令，与奉系军阀张作霖联合行动，在河北涿州、高碑店、琉璃河一线与皖系军队激战。双方打了半月时间，皖系全线崩溃，段祺瑞辞职下野。直、奉军阀控制了北京政府，钱能训内阁倒台。吴佩孚与张作霖联手，共同扶持靳云鹏上台，组成新的内阁政府。吴佩孚掌控北京大权后，在英、美等国的支持下，开始谋求向长江流域扩展势力。与此同时，南方的国民军政府也派出赵恒惕率兵向湖南开进。湖南又成了南北军阀争夺的主战场。
诗曰：晚清已随风云散，民国出世又十年。军阀混战无休止，洒向人间都是怨。沉沉黑夜露曙光，冥冥天数祖龙现。拨开阴霾见红日，民族解放开新篇。
话说毛泽东回到韶山老家，适逢母病垂危，多方医治无效，不幸撒手人寰。葬母之后，毛泽东来到长沙，在修业小学谋得历史教员之职。不久，五四运动爆发，长沙的报纸冲破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新闻封锁，纷纷报道了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接着，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邓中夏回湖南联络，向毛泽东、何叔衡等人介绍了北京的情况，商量改组湖南的学生联合会，以便发动湖南学生响应北京的爱国运动。毛泽东大为兴奋，立即派新民学会会员分头联系，召集各校学生代表开会，成立了新的学生联合会，决定发动各校学生罢课。三天后，在学联的领导下，长沙二十多所学校学生统一罢课，并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拒绝巴黎和约、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六项要求。
湖南学联的成员大部分是新民学会会员，他们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组成十多个“救国十人团”，上街发表演说，宣传新思想。湖南各界群起响应，《新湖南》、《女界钟》、《岳麓周刊》等杂志应运而生。毛泽东引领潮流，主持创办了影响深远的《湘江评论》；在创刊号上，毛泽东热情欢呼：“当今时代，世界革命浩浩荡荡，人类解放呼声大倡。爱国运动奔腾澎湃，湘江两岸人心思变。旧的社会必须改造，军阀统治亟待推翻。”《湘江评论》如同警世金钟，声宏震远，反响强烈。任弼时、肖劲光等一大批进步青年受其影响而开始觉悟，逐步走上革命道路。
毛泽东废寝忘食，全力倾注，一月之间，为《湘江评论》撰写文章四十余篇，又亲自编辑、排版、校对，甚至上街叫卖。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最主要的文章，是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文章第一次公开赞颂了俄国的十月革命及其影响，称：“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工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毛泽东认为：“改造社会之根本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民众联合之基础，是由于有着反抗压迫的共同利益。”为此，他号召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联合起来，为减轻地租捐税、解决吃饭问题而进行斗争；号召学生、教员、妇女各界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和要求联合起来，最终实现民众的大联合。毛泽东断言：“救国不能单纯依靠个人的力量，而必须依靠民族的大联合，才能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
人的思想发生剧变，往往需要一系列主客观条件。此时的毛泽东处在激烈地思想矛盾之中，他一方面称颂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另一方面又不赞成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来打倒强权。他主张：“联合群众，向强权者做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实行‘无血革命’。”他不赞成暴力革命，是想避免社会混乱。他甚至觉得“强权者也是人，是我们的同类。如果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得到的仍然是强权”。他甚至幻想着实行无政府主义，设计了没有压迫和剥削、没有军阀和强权的理想社会蓝图。然而，他的梦想尚未来得及实施，便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
其时，皖系军阀张敬尧统治着湖南。张敬尧骄横霸道，无恶不作。他肆意纵兵抢劫，滥发纸币；盗押矿产，强种鸦片；钳制舆论，勒索军饷；伪造选举，强奸民意。其种种恶行，处处与湖南人民为敌。《湘江评论》的巨大影响，引起了张敬尧的仇视。他下令查禁《湘江评论》，罪名是“宣传过激主义，鼓动愚民造反”。《湘江评论》被迫停办，湖南学联也同时被强行解散。
毛泽东被激怒了。他彻夜难眠，苦苦思索，终于醒悟：温和革命，此路不通。他从心底发出了反抗的呼声：“张毒不除，湖南无望。”他决心献身政治，与黑暗势力斗争到底。他开始秘密串联，四下奔走，召集原学联干部酝酿一场驱张运动。他向与会者指出：“北洋军阀内部直、皖两系内讧，是驱张的大好时机。湖南学生要做驱张的主力，尽可能策动教员和新闻界人士支持。驱逐张敬尧是爱国运动的继续和深入。”
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湖南学联重新恢复。毛泽东率学会与各界代表，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万人集会，焚毁日货，游行示威。湖南督军张敬尧派出大批军警沿街驱赶、殴打游行群众，实施武力镇压。军阀的暴行更加激怒了湖南人民，“驱逐张敬尧，打倒旧军阀”的呼声此起彼伏，日益高涨。
当此之时，毛泽东独当一面，积极奔走，以小学教员的身份广泛发动、积极参与了驱张运动，并成为这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他连续两天参加长沙各界教师和学生代表会议，主持学联工作，公开发表宣言，组织长沙各高校一致罢课。直闹得张敬尧手忙脚乱，难以招架。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领驱张代表团赶到北京，向北洋政府提出惩办张敬尧的要求。他寓居于福佑寺，广泛联络各方力量，组成了“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以及“旅京湘人驱张各界委员会”。毛泽东特别重视新闻舆论的力量，又成立了平民通讯社，自任社长，起草并发出大量的稿件、呈文、通电、宣言，分送京、津、沪、汉各报发表。毛泽东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各种报纸上的驱张通电、新闻里，他的社会活动能力和政治组织才干越来越引人注目。
为了达到驱逐张敬尧的目的，驱张代表团在京先后发起了七次声势浩大的请愿活动。毛泽东作为主要请愿代表，向北洋政府总理钱能训当面递交请愿书，并义正词严地提出驱张要求。
历时半年之久，张敬尧的罪行逐渐大白于天下，驱张运动发生了明显的效果。在各方一致声讨下，张敬尧在湖南的日子越来越难过。恰在此时，已经加入国民党的谭延闿，打着南方革命军政府的旗号，率领湘军逼近长沙。张敬尧感到大势已去，偷偷地携带着家眷溜出长沙。局势如同魔术变换，一夜之间，湖南的政坛又成了谭延闿的天下。
驱张成功，毛泽东却并未及时返回湖南。原来，他的恩师杨昌济先生因病去世，毛泽东与杨开智、杨开慧兄妹一起守灵，操办后事，迁延在京。在此期间，毛泽东多次拜访自己的导师李大钊。毛泽东求教道：“驱张运动成功了，但是，湖南究竟该如何改造？中国究竟该如何改造？新民学会该向何处发展？请先生教我。”李大钊道：“湖南赶走了张敬尧，又来了个谭延闿，依然是军阀统治。中国太黑暗，军阀横行，百姓遭殃。我思之久矣，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文化救国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毛泽东道：“先生所说的根本解决，应是何意？”李大钊道：“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推翻军阀政府，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又问道：“具体做法，又当如何？”李大钊道：“发动民众。你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民众大联合一文，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现在的关键是要建立起我们的政党，以便更好地团结民众。”说着，从案头拿起一本新书，向毛泽东道：“我送你一本新书，是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望你好好研究之。”毛泽东接书在手，又问道：“先生有何举动？”李大钊道：“俄国的革命导师列宁已经派人来中国，帮助我们筹备建党事宜。我已经在北京大学组建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与张国焘、刘仁静、瞿秋白等人筹划成立共产党。”毛泽东道：“陈先生何以不参加？”李大钊道：“因受当局之追捕、迫害，陈先生在北京难以立足。他已经去了上海，在上海筹建共产主义小组。我和他分工，我负责北方，陈先生负责南方，积极准备，待条件成熟时，立即成立全国性的党组织。你回到湖南后要积极行动，尽快成立湖南共产主义小组。你如果要与陈先生联系，他的住址是上海渔阳里二号。”
告别了李大钊，毛泽东决定去上海。其时，新民会员彭璜率领的另一个驱张代表团正在上海活动，好友萧三等人赴法国勤工俭学亦即将启程。
毛泽东风尘仆仆地赶到上海，立即投身于政治活动之中。他与彭璜会面后，反复商议，组建了以新民会会员为骨干，吸收部分新闻界、教育界人士参加的“湖南改造促成会”，商讨改造湖南的计划。毛泽东告诉大家：“张敬尧虽然走了，但还会有新的张敬尧回来。解决湖南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废除督军，裁剪兵员，以推倒武力统治。而后，实行银行民办、教育独立、自治建设、保障人民权利，达到自治之目的。总之，湖南之事，应由湖南人民自决之。”
不久，从北京、长沙、天津赶到上海的新民会员达二十五人。毛泽东召集会员，在半淞园开会，主要讨论会务，兼为赴法会友送别。毛泽东主持会议，开宗明义地道：“我们学会的性质是政治团体，我们要为挽救国家、改造社会而奋斗，就不应该追求个人名利和享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都是爱国青年，应该担负起改造社会的责任。”大家畅所欲言，热烈讨论，针对当时不少青年人只知“生吞活剥新名词，虚骄浮躁空议论”的不良风气，会议做出的主要结论是：“学会态度：潜在切实，不讲空话，不务虚荣，不出风头。学会宗旨：求真务实，探索新路。改造旧湖南，建设新中国。”同时，还议定了介绍新会友的四个条件是：“纯洁、诚恳、奋斗、服从真理。”众人意气风发，争相发言；议到天晚，又继之以灯，畅谈着国家的未来和当代青年的使命。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济济新民会，风云一代英。立志救中国，不求利和名。纯洁无俗气，患难有真诚。湖南多才俊，湘江腾巨龙。
次日，在沪会友送别了第二批赴法勤工俭学的萧三等人。毛泽东又和彭璜等人讨论起草了《湖南人民自决宣言》，在上海的《天问》周刊和《时事新报》上发表。随后，毛泽东又接连在《申报》和《时事新报》上发表了《湖南改造促成会宣言》、《湖南人再进一步》、《湖南人为人格而战》等文章，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主张；提出先实行湖南自治，再推向其他各省，将来联合起来，便可达到解决全国问题之总目标。
在沪期间，毛泽东专程登门拜访了陈独秀，向陈独秀谈了湖南改造促成会的计划，征求意见。陈独秀答道：“改造湖南，实为必要。从长远着眼，欲改造中国，可以先从湖南做起。”毛泽东道：“四月之前，我去北京，曾与李先生会晤，谈及建党事宜。不知陈先生有何指教？”陈独秀道：“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我辈当务之急。我已与李达、李汉俊等人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具体宣传、组织、联络事务由李达同志负责，着手筹备全国性的共产党组织。现在武汉、济南、广州等地已经成立了党的小组。你回到湖南后也应积极行动，湖南方面的建党工作就由你负责。”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与两位思想界巨人的相继晤谈，使毛泽东收获巨大。毛泽东心情愉快，带领着新民会员返回长沙。经友人介绍，毛泽东应聘担任第一师范附小校长。有了固定工作做掩护，毛泽东便开始秘密筹划组建党小组的工作。此时，他从报纸上看到了北洋政府裂变，直、皖大战的消息。
原来，段祺瑞第三次被免职后，极不甘心失败，又自封为“定国军”总司令，挑起了与直系军阀的战争。直系军阀吴佩孚则自封为“讨逆军”总司令，与奉系军阀张作霖联合行动，在河北涿州、高碑店、琉璃河一线与皖系军队激战。双方打了半月时间，皖系全线崩溃，段祺瑞辞职下野。直、奉军阀控制了北京政府，钱能训内阁倒台。吴佩孚与张作霖联手，共同扶持靳云鹏上台，组成新的内阁政府。吴佩孚掌控北京大权后，在英、美等国的支持下，开始谋求向长江流域扩展势力。与此同时，南方的国民军政府也派出赵恒惕率兵向湖南开进。湖南又成了南北军阀争夺的主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