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二回 李大钊慷慨就义 汪精卫公开分裂（
第六二回李大钊慷慨就义汪精卫公开分裂（下）
再说南京方面，武汉政府的北伐给蒋介石提供了有利机会。蒋介石面对局势，权衡再三，决定也出兵北伐。他要紧紧抓住“北伐”这面革命的旗帜，先行北伐，再回过头来对付武汉政府，消灭共产党。蒋介石召集将领，进行战前动员，大讲“北伐革命之双重目的”，称：“一是要打倒北洋军阀，二是要打倒共产党。我们国民党唯一的敌人是共产党。国民革命要成功，就不能与共产党并存。我们此次出兵，务要迅速前进，百倍努力，先将北洋军阀打破，再来解决武汉的共产党。”
5月1日，蒋介石在南京发布了继续北伐的命令。他自任北伐军总指挥，分兵三路，分别由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率领，向北挺进。此时，唐生智率领的武汉大军早已连战连捷，逼近郑州；冯玉祥的部队也已攻占洛阳；河南战局，大势已定。南京的蒋军从浦口渡江，沿津浦路北上，进击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和孙传芳残部。一路长驱直入，几乎未遇到强敌抵抗，半月之后，便顺利占领了徐州。蒋介石的势力轻而易举地扩展到陇海线。
蒋介石在北伐的同时，对武汉亦采取了军事措施。他用封官的手段，唆使武汉政府下属的军队不断叛乱、骚扰。他先后密令刘湘为第五路总指挥、杨森为前敌总指挥，由万县举兵东下，进攻鄂西；委任袁祖铭为四十三军军长，将部队开抵巴东，宣布反共；任命周西成为二十五军军长，由黔东出兵湘西，对武汉形成包抄之势。5月17日，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杨森部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公开叛变，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干部四千余人，并乘虚袭击武汉。武汉政府派遣卫戍司令叶挺率部前往阻击，将夏斗寅部击溃。
5月21日，在三十五军军长何健的怂恿下，驻守长沙的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发动叛乱，捣毁了湖南省总工会、农民协会、农讲所、国民党省党部等二十多处机关、团体，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的武装，释放了全部在押的土豪劣绅，肆意捕杀共产党人和工农运动骨干，一万多人惨死在许克祥的刀下。事变后，许克祥组织“救党委员会”，宣布脱离武汉国民政府，拥护南京政府。接着，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也发生叛变，“遣送”共产党人出境，封闭工会、农会，解除工农武装。蒋介石导演的这些军事行动，加速了武汉政府的危机，也促使汪精卫加快了叛变革命的步伐。
当是时，武汉与南京之间矛盾激化、剑拔弩张。中原会师后，号称拥有五十万雄兵的冯玉祥便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武汉、南京都想方设法拉拢冯玉祥为助，借以增强自己的势力。而武汉政府在日益严重的危机面前，争取冯玉祥的支持，则显得尤为迫切。汪精卫认为冯玉祥的政治态度如何，将是武汉政府生死存亡的关键，便急不可耐地决定与冯玉祥会晤。
6月8日，武汉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率徐谦、顾孟余、谭延闿、孙科等人赶赴郑州，与冯玉祥举行会谈。汪精卫恭维冯玉祥道：“冯总司令战功显赫，劳苦功高。”冯玉祥表示：“只要有利于北伐革命大业，冯某无不尽力以赴。”汪精卫公开摊牌：“北伐大业，即将完成。然蒋介石背叛总理遗训，另立中央，分裂政府，已成为党国之叛逆。共产党人煽动工农，篡夺权力，亦为党国之心腹大患。还请冯总司令与中央政府同心同德，讨蒋反共；是为至关重要。”冯玉祥内心彷徨，犹豫不决。徐谦、顾孟余、谭延闿、孙科乘机大肆鼓动，终于引起冯玉祥的共鸣。冯玉祥表示道：“清党反共，冯某与中央政府完全一致。至于讨蒋一事，冯某以为不可。冯某的西北军经费极为困难，无力支撑长期战争。再说蒋介石也是革命同志，党国重臣，不应与其兵戎相见。冯某对武汉、南京两方面，不敢存厚薄之成见。冯某以为，武汉与南京之间应该放弃分歧，携手联合，共同完成北伐大业；以慰总理在天之灵。”汪精卫无言以对，只好退让，道：“武汉政府正处在多事之秋，北伐之事只好暂停。河南与西北大局就请冯总司令维持，唐生智率领的大军全部退出河南，返回武汉，平息叛军和共党作乱。”冯玉祥闻言大喜：“如此甚好。冯某将在辖区内清党反共，与中央保持一致。”会后，汪精卫等人返回武汉，唐生智所部亦退出河南，北伐计划半途而废。
郑州会议期间，蒋介石密切注意汪、冯的动向，多方刺探其会谈内容。他以为只要把冯玉祥拉到南京方面，即可完全压倒汪精卫和武汉政府。为了拉拢冯玉祥“讨汪反共”，郑州会议刚刚结束，蒋介石便致电冯玉祥，表示欲去开封拜访之。冯玉祥接电细思，认为与蒋谈判既可调节武汉与南京之间的矛盾，又可从蒋介石处得到实惠。于是，冯玉祥复电蒋介石，希望双方尽快在徐州会面。
6月19日，冯玉祥乘车赶到徐州。次日，即与蒋介石会谈。蒋介石提出：“希望冯总司令在所管辖的范围内立即清党。”冯玉祥慨然应允，随即强调：“武汉军队不得在后方捣乱，仍需回到河南战线，以便完成北伐大业。”蒋介石立即表示赞成，并进一步提出：“武汉政府与共产党人同流合污，实为三民主义之叛徒，必须予以讨伐。希望冯总司令与蒋某人联手，一致行动，向武汉进兵。”冯玉祥道：“此意不妥。武汉方面已开始实施分共，国民党内部互相残杀，殊无谓也。诚为天下人耻笑。”双方反复讨论，互作让步，蒋介石放弃了会同冯玉祥进攻武汉的计划，冯玉祥则附和了蒋介石实现统一的要求。蒋介石道：“国民党必须统一，不许武汉政府存在。武汉方面的忠诚同志，应速到南京来与我们合作，不要被外人利用。”冯玉祥道：“武汉、南京都是党国同志，以谁为中心，似乎无关紧要。”蒋介石突然表示：“冯总司令的西北军财政确有困难；从即日起，每月由南京政府接济西北军二百五十万元。”冯玉祥闻言大喜，道：“蒋公厚爱，冯某深表感谢。国民革命必须以南京为中心，武汉政府应该予以撤销。冯某愿从中调解，实现党国的高度统一。”在金钱的作用下，不偏不倚的冯玉祥倒向了蒋介石，蒋、冯携手合作，进一步加重了武汉政府的危机。会后，冯玉祥立即致电武汉政府，称：“党国统一，事关大局；望汪、谭诸同志速决大计，早日实行。惟有驱逐苏联顾问鲍罗廷，进行分共，剿灭工农运动，方能实现南京、武汉异地同心，通力合作。”
徐州会谈刚一结束，蒋介石便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决定中止北伐。除留下一部兵力驻守徐州、蚌埠外，大部军马相继南撤到芜湖以西布防，准备与武汉政府决一死战。
蒋介石回到南京，与胡汉民共同主持召开南京政府、国民党中央会议，决定撤销对西山会议派的处分，恢复邹鲁、谢持、张继、林森等人的国民党党籍。西山会议派遂以“反共先进”自居，公然四处招摇；右派分子弹冠相庆，反共声浪甚嚣尘上。
与此同时，武汉方面，汪精卫也加紧了“讨蒋反共”的步伐。他将唐生智、张发奎部调回武汉，沿江东下，进驻九江，与芜湖地区的蒋军形成对峙，双方交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另一方面，汪精卫积极进行“分共”，命令武汉警备司令李品仙解除了汉口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迈开了其反共的第一步。接着，汪精卫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会议，免去了鲍罗廷等苏联顾问的职务，并勒令其回国。汪精卫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国民党左派人士邓演达的强烈不满。邓演达致信国民党中央，愤怒斥责了汪精卫集团的反动行径，愤然辞去了在国民党中的一切职务。随即离开武汉，与苏联顾问团一起前往莫斯科。
当此千钧一发之际，陈独秀继续妥协、退让，拒绝党内的正确主张，完全接受了国民党中央禁止工农运动的训令，甚至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将武器一律交给武汉政府。6月30日，陈独秀主持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强行通过了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决议，完全牺牲共产党的独立性和工农武装，企图以投降式的让步来拉住汪精卫。陈独秀的错误主张遭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批评和抵制。毛泽东反对道：“汪精卫已经举起了屠刀，而我们却要交出武器，岂不成了束手待毙，任人宰割。”周恩来提出：“情况危机，应立即组织实施工农暴动，与反革命势力开战武装斗争。”然而，陈独秀独断专行，蛮不讲理，顽固地坚持其放弃斗争的主张，否决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致使温文尔雅的毛泽东、从不发火的周恩来相继拍案而起，与陈独秀大闹一场。
中共中央的决议，以急电的形式迅速报告给共产国际。旋即接到共产国际的回电：斥责了陈独秀的投降行为，要求中共中央立即改组领导机关。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果断停止了陈独秀在中央的领导职务，成立了由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李立山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委会。次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时局的宣言，公开揭露了汪精卫集团出卖革命、违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罪行，撤出了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是日，宋庆龄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宣布退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同孙中山的叛徒们彻底决裂；随即离开武汉，经上海前往苏联。
7月14日夜，汪精卫召开秘密会议，确定了“分共计划”。15日，汪精卫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公开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会后，立即命令大批军警紧急出动，在武汉地区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疯狂屠杀。接着，汪精卫电令各省、市国民党部、政府、军警系统大开杀戒：“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于是，全国性的大屠杀在各地展开，无数的共产党员、工会干部、农运骨干惨遭屠戮。血雨腥风弥漫城乡各地，死尸残骸抛满荒郊野外。大屠杀持续了一月之久，全国的共产党员由六万多人锐减到一万多人，无辜被戮的工农群众逾四十五万人。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一些不坚定的分子，有的悲观失望，有的消极动摇，有的自首叛变，堕落为革命的敌人。然而，真正的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到，他们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得到锤炼，丢掉幻想，重新崛起。他们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纷纷拿起武器，走向新的战场。这才是：为有牺牲多壮志，前赴后继上战场。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再说南京方面，武汉政府的北伐给蒋介石提供了有利机会。蒋介石面对局势，权衡再三，决定也出兵北伐。他要紧紧抓住“北伐”这面革命的旗帜，先行北伐，再回过头来对付武汉政府，消灭共产党。蒋介石召集将领，进行战前动员，大讲“北伐革命之双重目的”，称：“一是要打倒北洋军阀，二是要打倒共产党。我们国民党唯一的敌人是共产党。国民革命要成功，就不能与共产党并存。我们此次出兵，务要迅速前进，百倍努力，先将北洋军阀打破，再来解决武汉的共产党。”
5月1日，蒋介石在南京发布了继续北伐的命令。他自任北伐军总指挥，分兵三路，分别由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率领，向北挺进。此时，唐生智率领的武汉大军早已连战连捷，逼近郑州；冯玉祥的部队也已攻占洛阳；河南战局，大势已定。南京的蒋军从浦口渡江，沿津浦路北上，进击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和孙传芳残部。一路长驱直入，几乎未遇到强敌抵抗，半月之后，便顺利占领了徐州。蒋介石的势力轻而易举地扩展到陇海线。
蒋介石在北伐的同时，对武汉亦采取了军事措施。他用封官的手段，唆使武汉政府下属的军队不断叛乱、骚扰。他先后密令刘湘为第五路总指挥、杨森为前敌总指挥，由万县举兵东下，进攻鄂西；委任袁祖铭为四十三军军长，将部队开抵巴东，宣布反共；任命周西成为二十五军军长，由黔东出兵湘西，对武汉形成包抄之势。5月17日，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杨森部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公开叛变，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干部四千余人，并乘虚袭击武汉。武汉政府派遣卫戍司令叶挺率部前往阻击，将夏斗寅部击溃。
5月21日，在三十五军军长何健的怂恿下，驻守长沙的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发动叛乱，捣毁了湖南省总工会、农民协会、农讲所、国民党省党部等二十多处机关、团体，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的武装，释放了全部在押的土豪劣绅，肆意捕杀共产党人和工农运动骨干，一万多人惨死在许克祥的刀下。事变后，许克祥组织“救党委员会”，宣布脱离武汉国民政府，拥护南京政府。接着，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也发生叛变，“遣送”共产党人出境，封闭工会、农会，解除工农武装。蒋介石导演的这些军事行动，加速了武汉政府的危机，也促使汪精卫加快了叛变革命的步伐。
当是时，武汉与南京之间矛盾激化、剑拔弩张。中原会师后，号称拥有五十万雄兵的冯玉祥便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武汉、南京都想方设法拉拢冯玉祥为助，借以增强自己的势力。而武汉政府在日益严重的危机面前，争取冯玉祥的支持，则显得尤为迫切。汪精卫认为冯玉祥的政治态度如何，将是武汉政府生死存亡的关键，便急不可耐地决定与冯玉祥会晤。
6月8日，武汉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率徐谦、顾孟余、谭延闿、孙科等人赶赴郑州，与冯玉祥举行会谈。汪精卫恭维冯玉祥道：“冯总司令战功显赫，劳苦功高。”冯玉祥表示：“只要有利于北伐革命大业，冯某无不尽力以赴。”汪精卫公开摊牌：“北伐大业，即将完成。然蒋介石背叛总理遗训，另立中央，分裂政府，已成为党国之叛逆。共产党人煽动工农，篡夺权力，亦为党国之心腹大患。还请冯总司令与中央政府同心同德，讨蒋反共；是为至关重要。”冯玉祥内心彷徨，犹豫不决。徐谦、顾孟余、谭延闿、孙科乘机大肆鼓动，终于引起冯玉祥的共鸣。冯玉祥表示道：“清党反共，冯某与中央政府完全一致。至于讨蒋一事，冯某以为不可。冯某的西北军经费极为困难，无力支撑长期战争。再说蒋介石也是革命同志，党国重臣，不应与其兵戎相见。冯某对武汉、南京两方面，不敢存厚薄之成见。冯某以为，武汉与南京之间应该放弃分歧，携手联合，共同完成北伐大业；以慰总理在天之灵。”汪精卫无言以对，只好退让，道：“武汉政府正处在多事之秋，北伐之事只好暂停。河南与西北大局就请冯总司令维持，唐生智率领的大军全部退出河南，返回武汉，平息叛军和共党作乱。”冯玉祥闻言大喜：“如此甚好。冯某将在辖区内清党反共，与中央保持一致。”会后，汪精卫等人返回武汉，唐生智所部亦退出河南，北伐计划半途而废。
郑州会议期间，蒋介石密切注意汪、冯的动向，多方刺探其会谈内容。他以为只要把冯玉祥拉到南京方面，即可完全压倒汪精卫和武汉政府。为了拉拢冯玉祥“讨汪反共”，郑州会议刚刚结束，蒋介石便致电冯玉祥，表示欲去开封拜访之。冯玉祥接电细思，认为与蒋谈判既可调节武汉与南京之间的矛盾，又可从蒋介石处得到实惠。于是，冯玉祥复电蒋介石，希望双方尽快在徐州会面。
6月19日，冯玉祥乘车赶到徐州。次日，即与蒋介石会谈。蒋介石提出：“希望冯总司令在所管辖的范围内立即清党。”冯玉祥慨然应允，随即强调：“武汉军队不得在后方捣乱，仍需回到河南战线，以便完成北伐大业。”蒋介石立即表示赞成，并进一步提出：“武汉政府与共产党人同流合污，实为三民主义之叛徒，必须予以讨伐。希望冯总司令与蒋某人联手，一致行动，向武汉进兵。”冯玉祥道：“此意不妥。武汉方面已开始实施分共，国民党内部互相残杀，殊无谓也。诚为天下人耻笑。”双方反复讨论，互作让步，蒋介石放弃了会同冯玉祥进攻武汉的计划，冯玉祥则附和了蒋介石实现统一的要求。蒋介石道：“国民党必须统一，不许武汉政府存在。武汉方面的忠诚同志，应速到南京来与我们合作，不要被外人利用。”冯玉祥道：“武汉、南京都是党国同志，以谁为中心，似乎无关紧要。”蒋介石突然表示：“冯总司令的西北军财政确有困难；从即日起，每月由南京政府接济西北军二百五十万元。”冯玉祥闻言大喜，道：“蒋公厚爱，冯某深表感谢。国民革命必须以南京为中心，武汉政府应该予以撤销。冯某愿从中调解，实现党国的高度统一。”在金钱的作用下，不偏不倚的冯玉祥倒向了蒋介石，蒋、冯携手合作，进一步加重了武汉政府的危机。会后，冯玉祥立即致电武汉政府，称：“党国统一，事关大局；望汪、谭诸同志速决大计，早日实行。惟有驱逐苏联顾问鲍罗廷，进行分共，剿灭工农运动，方能实现南京、武汉异地同心，通力合作。”
徐州会谈刚一结束，蒋介石便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决定中止北伐。除留下一部兵力驻守徐州、蚌埠外，大部军马相继南撤到芜湖以西布防，准备与武汉政府决一死战。
蒋介石回到南京，与胡汉民共同主持召开南京政府、国民党中央会议，决定撤销对西山会议派的处分，恢复邹鲁、谢持、张继、林森等人的国民党党籍。西山会议派遂以“反共先进”自居，公然四处招摇；右派分子弹冠相庆，反共声浪甚嚣尘上。
与此同时，武汉方面，汪精卫也加紧了“讨蒋反共”的步伐。他将唐生智、张发奎部调回武汉，沿江东下，进驻九江，与芜湖地区的蒋军形成对峙，双方交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另一方面，汪精卫积极进行“分共”，命令武汉警备司令李品仙解除了汉口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迈开了其反共的第一步。接着，汪精卫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会议，免去了鲍罗廷等苏联顾问的职务，并勒令其回国。汪精卫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国民党左派人士邓演达的强烈不满。邓演达致信国民党中央，愤怒斥责了汪精卫集团的反动行径，愤然辞去了在国民党中的一切职务。随即离开武汉，与苏联顾问团一起前往莫斯科。
当此千钧一发之际，陈独秀继续妥协、退让，拒绝党内的正确主张，完全接受了国民党中央禁止工农运动的训令，甚至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将武器一律交给武汉政府。6月30日，陈独秀主持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强行通过了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决议，完全牺牲共产党的独立性和工农武装，企图以投降式的让步来拉住汪精卫。陈独秀的错误主张遭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批评和抵制。毛泽东反对道：“汪精卫已经举起了屠刀，而我们却要交出武器，岂不成了束手待毙，任人宰割。”周恩来提出：“情况危机，应立即组织实施工农暴动，与反革命势力开战武装斗争。”然而，陈独秀独断专行，蛮不讲理，顽固地坚持其放弃斗争的主张，否决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致使温文尔雅的毛泽东、从不发火的周恩来相继拍案而起，与陈独秀大闹一场。
中共中央的决议，以急电的形式迅速报告给共产国际。旋即接到共产国际的回电：斥责了陈独秀的投降行为，要求中共中央立即改组领导机关。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果断停止了陈独秀在中央的领导职务，成立了由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李立山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委会。次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时局的宣言，公开揭露了汪精卫集团出卖革命、违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罪行，撤出了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是日，宋庆龄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宣布退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同孙中山的叛徒们彻底决裂；随即离开武汉，经上海前往苏联。
7月14日夜，汪精卫召开秘密会议，确定了“分共计划”。15日，汪精卫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公开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会后，立即命令大批军警紧急出动，在武汉地区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疯狂屠杀。接着，汪精卫电令各省、市国民党部、政府、军警系统大开杀戒：“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于是，全国性的大屠杀在各地展开，无数的共产党员、工会干部、农运骨干惨遭屠戮。血雨腥风弥漫城乡各地，死尸残骸抛满荒郊野外。大屠杀持续了一月之久，全国的共产党员由六万多人锐减到一万多人，无辜被戮的工农群众逾四十五万人。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一些不坚定的分子，有的悲观失望，有的消极动摇，有的自首叛变，堕落为革命的敌人。然而，真正的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到，他们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得到锤炼，丢掉幻想，重新崛起。他们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纷纷拿起武器，走向新的战场。这才是：为有牺牲多壮志，前赴后继上战场。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