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五回 井冈山朱毛会师 桑植城姐弟用计（
第六五回井冈山朱毛会师桑植城姐弟用计（上）
话说毛泽东在古城会议后，率领工农革命军继续前行，深入到茨坪附近驻扎下来。中共永新县委书记贺敏学也带领县委工作人员，随同毛泽东一同上山。一路上，贺敏学告诉毛泽东：“井冈山现有袁文才、王佐两支绿林式的农民武装，各有一百五十余人，六十多支枪。袁文才部驻在井冈山北麓的茅坪，王佐部驻在山上的茨坪和大小五井等处。袁文才和王佐是拜把子兄弟，两支队伍互相配合、互相呼应。”毛泽东问：“其革命态度如何？”贺敏学道：“袁文才是共产党员，出身贫寒，特别痛恨土豪劣绅，曾担任宁冈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王佐不是党员，曾担任遂川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他们的队伍都是当地人，在群众中有不小的影响。我们要在井冈山落脚，没有他们的配合不行。”毛泽东道：“那就一定要争取、团结他们，共同开辟革命根据地。”
部队驻扎下来后，毛泽东连夜召开会议，进一步了解情况。贺敏学道：“我和袁文才是中学时的同学，争取他问题不大。我与王佐不熟，说不准他的情况。”陈慕平道：“我给袁文才当了几年文书，深知此人性格豪爽，很讲义气。此次派我来接洽，临行时他叮嘱我说，可以给工农革命军接济一些给养，请你们另找高山。他的顾虑是担心你们火并山寨，夺取他的地盘。”此时，余洒度提议道：“解除他们的武装，把他们吃掉。他们那几十支枪，一个包围、缴械，就解决了。”毛泽东不同意，耐心地解释道：“此意欠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我们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政策，三山五岳多豪杰。对他们只能用文，不能动武。我们要积极争取袁文才和王佐，使其和我们一道，成为真正的革命武装。”陈浩道：“收服山大王？谈何容易。”毛泽东道：“袁文才是共产党员，有一定的政治觉悟。只要我们工作得当，就可以争取到他们的合作。”随即向陈慕平问道：“袁文才有何特点？”陈慕平道：“他最看重枪。他的手下有一百五十多人，但是只有六十支枪。”毛泽东道：“好哇。我们就投其所好，送他一百条枪，把他的人都武装起来。”余洒度道：“我坚决发对。岂能把枪送给土匪。”毛泽东道：“袁文才是有些缺点，有些土匪习气。但他毕竟是共产党员，他的队伍有相当好的群众基础，许多群众拥护他们。如果我们和他们作对，就会失去当地群众的信任，就难以在此地立足。”毛泽东的意见终于被大多数人接受，做出了支援袁文才、王佐所部，搞好团结，共同革命的决定。
数日后，毛泽东只带了几个警卫员，在陈慕平的引领下，到宁冈大仓村去会见袁文才。见面后，毛泽东说明是江西省委介绍来找他们的，并充分肯定了他们“劫富济贫”的革命性。接着，毛泽东诚恳地道：“目前，工农革命军遇到了极大地困难；我们欲借贵方一块宝地，暂且栖身。”袁文才道：“你们既然来了，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们的伤员和部队的粮油归我管。但是，我们财力有限，拿不出多少钱来支援你们。”毛泽东当场表示：“四海之内皆兄弟，三山五岳交朋友。我们不图钱财，只为广交朋友。我听说你的队伍缺少枪支，愿赠送给你一百条枪。”袁文才闻言极为感动，立即表示：“我原以为贵军会火并山寨，吞并我的人马。没想到毛委员度量宽洪，慷慨赠枪。佩服，佩服。我……，我赠送给贵军六百块银元。”毛泽东道：“你们也很困难，钱，我们不要。只想和你们一道，为穷人打天下。”袁文才大喜，立即表示同意工农革命军在茅坪建立后方医院和留守处，并答应上山做王佐的工作。
取得了袁文才的信任后，毛泽东决定工农革命军主力在井冈山周围盘旋打游击，一面筹粮筹款、熟悉周围环境，一面派人打听南昌起义部队的情况，而把留守处和伤病员安置在茅坪，请袁文才代管。不久，又应袁文才的要求，派遣一批共产党员、军事干部到袁文才部队里，帮助其进行政治、军事训练，又通过袁文才与王佐取得了联系。毛泽东给王佐赠送了七十支枪，王佐资助工农革命军五百担稻谷和一些银元。毛泽东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感化了袁文才和王佐，工农革命军与地方武装的关系日益密切。
乘此良机，毛泽东抓紧对袁文才、王佐及其所部的教育和改造。毛泽东多次同袁、王谈心，既肯定他们反对土豪劣绅的革命精神，又指出他们受封建帮会影响，政治目标不明、阶级界限不清等问题，循循善诱地帮助他们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袁文才十分佩服，多次对部下讲：“跟毛委员一起干革命不会错。”王佐逢人就说：“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同他谈上一次话，真是胜读十年书。”应王佐的要求，毛泽东派何长工到王佐部担任党代表。经过何长工数月的耐心工作，逐步消除了王佐原有的戒心，取得了其部队的信任。王佐大为感动，提出申请，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非常高兴，亲自在叶家祠堂为王佐等六名新党员举行入党仪式，通知各连党代表都来参加。毛泽东带领新党员，面对党旗，庄严宣誓：“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接着，毛泽东又派出二十多名党员干部，到袁、王的部队里担任党代表和连、排长，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和士兵委员会，使这两支农民武装的政治、军事素质大为提高。半年后，应袁文才、王佐的要求，将其部队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何长工任党代表。工农革命军和袁、王的部队正式合为一体，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以宁冈为大本营的革命根据地初步建成。
毛泽东特别重视基层党组织的模范带头作用，各连党支部建成后，部队立即有了灵魂。毛泽东要求各支部党员做好三件事：学习目前的形势；了解群众的思想状况，帮助他们解除顾虑；积极培养发展新党员。从而使连队的政治空气日渐浓厚，党员数量不断增多，各项工作得以迅速开展，部队显得生龙活虎。
在军队内部建党的同时，毛泽东亦抓紧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他多次召集永新、宁冈、莲花、遂川等县原党组织负责人会议，要求大家尽快恢复被敌人破坏了的地方组织，发展建立新的基层支部；并从部队中抽调一批有政治工作经验的党员干部，到农村基层去开展建党工作。经过半年的努力，湘赣边界各县的县委得到恢复，区、乡两级也都建起了党组织，为部队和地方政权相结合，扎根于民众之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7年11月，国内政治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国民党内的李宗仁和唐生智两大集团之间爆发战争。唐生智控制的两湖军队全部投入战场，江西的朱培德部也将主力调往赣北参战。井冈山周围各县，国民党兵力空虚，只留下一些地主武装靖卫团；给工农革命军向外发展提供了大好机会。
侦知敌情后，毛泽东主持前委会，认为要抓住有利时机发动攻势，扩大根据地。会议决定攻打茶陵县城，由团长陈浩、第一营党代表宛希先率领第一营和特务连执行。毛泽东因脚背被草鞋磨破而溃烂，无法随军前去。陈浩、宛希先率部夜袭茶陵，一举攻占县城。随后，组建了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工人谭震林被选为主席。
然而，陈浩却消极动摇，向往大城市的舒适生活，不愿再回井冈山。部队在茶陵县城中长期逗留，既不做群众工作，也不做任何防范，纪律松懈，麻痹大意。不料，两月以后，湘军出动重兵向茶陵反扑，第三营在张子清率领下阻击敌军，失败后撤退到茶陵与一营会合；复与敌军激战，又遭失败，只好弃城，退出茶陵。此时，团长陈浩因遭到挫败而彻底绝望，公开声称：“工农革命军没有前途，井冈山绝非久留之地。”他命令部队向南开进，企图到湘南投靠国民党军队。恰在此时，毛泽东脚伤稍有好转，闻讯湘军反扑，赶来茶陵，在湖口追上队伍。宛希先、张子清向毛泽东报告了陈浩的背叛活动。毛泽东连夜召开团、营干部紧急会议，果断地扣押了陈浩一伙，将部队全部带回宁冈砻市。
三日后，在砻市河滩上召开全团指战员会议，毛泽东宣布前委会决定：处决叛徒陈浩等人。任命张子清为第一团团长、何挺颖为党代表、朱云卿为参谋长。同时，接受部队在茶陵不做群众工作的教训，毛泽东明确提出：“革命军队应当担负起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自古以来，军队的任务就是打仗；提出军队不仅要打仗，而且要做群众工作，是毛泽东的一大创造。毛泽东强调：“工农革命军是人民的军队，必须扎根于人民之中。我们好比是鱼，人民是水，鱼儿离不开水。我们必须做好群众的工作，没有群众的支持，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
此时，传来了万安县农民起义，攻打县城的消息。为了声援万安起义，毛泽东率领第一团掉头南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了遂川县城。毛泽东将部队干部分成若干小组，组成宣传队，做发动群众的工作。接着，组建了中共遂川县委和工农兵政府。
部队在遂川渡过了旧历新年，各宣传队在深入开展群众工作的同时，派人下乡打土豪、分田地，但也有人把商人、小贩的货物全部没收，出现了不少违反群众纪律的事件。毛泽东进城私访，不断找群众谈话，了解群众对部队的反映，得知了部队的一些违纪事件。他深感问题严重，集合部队开会，宣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打土豪款子要归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六项注意是：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毛泽东要求部队严格遵守军纪，违纪者予以严惩。
万安起义和攻占茶陵、遂川的行动，使国民党江西当局大为震惊，于是派出一个团的兵力进攻万安，以一个营的兵力进攻宁冈县城。毛泽东针对敌人的部署，决定避开强敌，回师宁冈。部队利用山区便于隐蔽的特点，潜行至宁冈城外，于夤夜发起进攻。激战到天明，全歼守敌一个营和宁冈县靖卫团，俘虏近三百人。在押解俘虏返回砻市时，途中出现了打骂俘虏、搜俘虏腰包的行为。毛泽东发现后，立即提出优待俘虏的政策。他向广大指战员说明：“国民党军队中许多士兵是被作为壮丁抓来的穷人，不应该打骂他们，而要进行说服，教育他们反戈一击。”毛泽东明确宣布：“工农革命军不杀、不打、不骂俘虏，不搜俘虏腰包；对伤病俘虏给予治疗。经过教育、治疗后留去自由。愿留下者，开欢迎会做革命军战士；愿去者发给路费，开欢送会。”如此宽仁厚德，优待俘虏的政策，在瓦解敌军，壮大自己方面，起到了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
1928年4月中旬，茶陵、遂川、宁冈等县先后建起工农兵政府，并开展了土地改革实验。工农革命军也由不足一个团发展到一个师两个团，并同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建立起赤卫队、游击队。工农武装割据打开了新的局面。此时，又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在发动了湘南暴动后，组成红一军；与强敌激战旬日，连遭失利，正向井冈山方向撤退。
毛泽东得知此情，立即派袁文才、何长工率第二团西进资兴，接应红一军上山。毛泽东亲率第一团在桂东、汝城方向阻击国民党追击部队，掩护红一军撤退。经过数日与敌周旋，朱德、陈毅率红一军到达宁冈砻市；毛泽东率部亦摆脱敌军，顺利返回。
话说毛泽东在古城会议后，率领工农革命军继续前行，深入到茨坪附近驻扎下来。中共永新县委书记贺敏学也带领县委工作人员，随同毛泽东一同上山。一路上，贺敏学告诉毛泽东：“井冈山现有袁文才、王佐两支绿林式的农民武装，各有一百五十余人，六十多支枪。袁文才部驻在井冈山北麓的茅坪，王佐部驻在山上的茨坪和大小五井等处。袁文才和王佐是拜把子兄弟，两支队伍互相配合、互相呼应。”毛泽东问：“其革命态度如何？”贺敏学道：“袁文才是共产党员，出身贫寒，特别痛恨土豪劣绅，曾担任宁冈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王佐不是党员，曾担任遂川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他们的队伍都是当地人，在群众中有不小的影响。我们要在井冈山落脚，没有他们的配合不行。”毛泽东道：“那就一定要争取、团结他们，共同开辟革命根据地。”
部队驻扎下来后，毛泽东连夜召开会议，进一步了解情况。贺敏学道：“我和袁文才是中学时的同学，争取他问题不大。我与王佐不熟，说不准他的情况。”陈慕平道：“我给袁文才当了几年文书，深知此人性格豪爽，很讲义气。此次派我来接洽，临行时他叮嘱我说，可以给工农革命军接济一些给养，请你们另找高山。他的顾虑是担心你们火并山寨，夺取他的地盘。”此时，余洒度提议道：“解除他们的武装，把他们吃掉。他们那几十支枪，一个包围、缴械，就解决了。”毛泽东不同意，耐心地解释道：“此意欠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我们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政策，三山五岳多豪杰。对他们只能用文，不能动武。我们要积极争取袁文才和王佐，使其和我们一道，成为真正的革命武装。”陈浩道：“收服山大王？谈何容易。”毛泽东道：“袁文才是共产党员，有一定的政治觉悟。只要我们工作得当，就可以争取到他们的合作。”随即向陈慕平问道：“袁文才有何特点？”陈慕平道：“他最看重枪。他的手下有一百五十多人，但是只有六十支枪。”毛泽东道：“好哇。我们就投其所好，送他一百条枪，把他的人都武装起来。”余洒度道：“我坚决发对。岂能把枪送给土匪。”毛泽东道：“袁文才是有些缺点，有些土匪习气。但他毕竟是共产党员，他的队伍有相当好的群众基础，许多群众拥护他们。如果我们和他们作对，就会失去当地群众的信任，就难以在此地立足。”毛泽东的意见终于被大多数人接受，做出了支援袁文才、王佐所部，搞好团结，共同革命的决定。
数日后，毛泽东只带了几个警卫员，在陈慕平的引领下，到宁冈大仓村去会见袁文才。见面后，毛泽东说明是江西省委介绍来找他们的，并充分肯定了他们“劫富济贫”的革命性。接着，毛泽东诚恳地道：“目前，工农革命军遇到了极大地困难；我们欲借贵方一块宝地，暂且栖身。”袁文才道：“你们既然来了，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们的伤员和部队的粮油归我管。但是，我们财力有限，拿不出多少钱来支援你们。”毛泽东当场表示：“四海之内皆兄弟，三山五岳交朋友。我们不图钱财，只为广交朋友。我听说你的队伍缺少枪支，愿赠送给你一百条枪。”袁文才闻言极为感动，立即表示：“我原以为贵军会火并山寨，吞并我的人马。没想到毛委员度量宽洪，慷慨赠枪。佩服，佩服。我……，我赠送给贵军六百块银元。”毛泽东道：“你们也很困难，钱，我们不要。只想和你们一道，为穷人打天下。”袁文才大喜，立即表示同意工农革命军在茅坪建立后方医院和留守处，并答应上山做王佐的工作。
取得了袁文才的信任后，毛泽东决定工农革命军主力在井冈山周围盘旋打游击，一面筹粮筹款、熟悉周围环境，一面派人打听南昌起义部队的情况，而把留守处和伤病员安置在茅坪，请袁文才代管。不久，又应袁文才的要求，派遣一批共产党员、军事干部到袁文才部队里，帮助其进行政治、军事训练，又通过袁文才与王佐取得了联系。毛泽东给王佐赠送了七十支枪，王佐资助工农革命军五百担稻谷和一些银元。毛泽东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感化了袁文才和王佐，工农革命军与地方武装的关系日益密切。
乘此良机，毛泽东抓紧对袁文才、王佐及其所部的教育和改造。毛泽东多次同袁、王谈心，既肯定他们反对土豪劣绅的革命精神，又指出他们受封建帮会影响，政治目标不明、阶级界限不清等问题，循循善诱地帮助他们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袁文才十分佩服，多次对部下讲：“跟毛委员一起干革命不会错。”王佐逢人就说：“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同他谈上一次话，真是胜读十年书。”应王佐的要求，毛泽东派何长工到王佐部担任党代表。经过何长工数月的耐心工作，逐步消除了王佐原有的戒心，取得了其部队的信任。王佐大为感动，提出申请，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非常高兴，亲自在叶家祠堂为王佐等六名新党员举行入党仪式，通知各连党代表都来参加。毛泽东带领新党员，面对党旗，庄严宣誓：“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接着，毛泽东又派出二十多名党员干部，到袁、王的部队里担任党代表和连、排长，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和士兵委员会，使这两支农民武装的政治、军事素质大为提高。半年后，应袁文才、王佐的要求，将其部队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何长工任党代表。工农革命军和袁、王的部队正式合为一体，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以宁冈为大本营的革命根据地初步建成。
毛泽东特别重视基层党组织的模范带头作用，各连党支部建成后，部队立即有了灵魂。毛泽东要求各支部党员做好三件事：学习目前的形势；了解群众的思想状况，帮助他们解除顾虑；积极培养发展新党员。从而使连队的政治空气日渐浓厚，党员数量不断增多，各项工作得以迅速开展，部队显得生龙活虎。
在军队内部建党的同时，毛泽东亦抓紧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他多次召集永新、宁冈、莲花、遂川等县原党组织负责人会议，要求大家尽快恢复被敌人破坏了的地方组织，发展建立新的基层支部；并从部队中抽调一批有政治工作经验的党员干部，到农村基层去开展建党工作。经过半年的努力，湘赣边界各县的县委得到恢复，区、乡两级也都建起了党组织，为部队和地方政权相结合，扎根于民众之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7年11月，国内政治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国民党内的李宗仁和唐生智两大集团之间爆发战争。唐生智控制的两湖军队全部投入战场，江西的朱培德部也将主力调往赣北参战。井冈山周围各县，国民党兵力空虚，只留下一些地主武装靖卫团；给工农革命军向外发展提供了大好机会。
侦知敌情后，毛泽东主持前委会，认为要抓住有利时机发动攻势，扩大根据地。会议决定攻打茶陵县城，由团长陈浩、第一营党代表宛希先率领第一营和特务连执行。毛泽东因脚背被草鞋磨破而溃烂，无法随军前去。陈浩、宛希先率部夜袭茶陵，一举攻占县城。随后，组建了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工人谭震林被选为主席。
然而，陈浩却消极动摇，向往大城市的舒适生活，不愿再回井冈山。部队在茶陵县城中长期逗留，既不做群众工作，也不做任何防范，纪律松懈，麻痹大意。不料，两月以后，湘军出动重兵向茶陵反扑，第三营在张子清率领下阻击敌军，失败后撤退到茶陵与一营会合；复与敌军激战，又遭失败，只好弃城，退出茶陵。此时，团长陈浩因遭到挫败而彻底绝望，公开声称：“工农革命军没有前途，井冈山绝非久留之地。”他命令部队向南开进，企图到湘南投靠国民党军队。恰在此时，毛泽东脚伤稍有好转，闻讯湘军反扑，赶来茶陵，在湖口追上队伍。宛希先、张子清向毛泽东报告了陈浩的背叛活动。毛泽东连夜召开团、营干部紧急会议，果断地扣押了陈浩一伙，将部队全部带回宁冈砻市。
三日后，在砻市河滩上召开全团指战员会议，毛泽东宣布前委会决定：处决叛徒陈浩等人。任命张子清为第一团团长、何挺颖为党代表、朱云卿为参谋长。同时，接受部队在茶陵不做群众工作的教训，毛泽东明确提出：“革命军队应当担负起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自古以来，军队的任务就是打仗；提出军队不仅要打仗，而且要做群众工作，是毛泽东的一大创造。毛泽东强调：“工农革命军是人民的军队，必须扎根于人民之中。我们好比是鱼，人民是水，鱼儿离不开水。我们必须做好群众的工作，没有群众的支持，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
此时，传来了万安县农民起义，攻打县城的消息。为了声援万安起义，毛泽东率领第一团掉头南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了遂川县城。毛泽东将部队干部分成若干小组，组成宣传队，做发动群众的工作。接着，组建了中共遂川县委和工农兵政府。
部队在遂川渡过了旧历新年，各宣传队在深入开展群众工作的同时，派人下乡打土豪、分田地，但也有人把商人、小贩的货物全部没收，出现了不少违反群众纪律的事件。毛泽东进城私访，不断找群众谈话，了解群众对部队的反映，得知了部队的一些违纪事件。他深感问题严重，集合部队开会，宣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打土豪款子要归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六项注意是：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毛泽东要求部队严格遵守军纪，违纪者予以严惩。
万安起义和攻占茶陵、遂川的行动，使国民党江西当局大为震惊，于是派出一个团的兵力进攻万安，以一个营的兵力进攻宁冈县城。毛泽东针对敌人的部署，决定避开强敌，回师宁冈。部队利用山区便于隐蔽的特点，潜行至宁冈城外，于夤夜发起进攻。激战到天明，全歼守敌一个营和宁冈县靖卫团，俘虏近三百人。在押解俘虏返回砻市时，途中出现了打骂俘虏、搜俘虏腰包的行为。毛泽东发现后，立即提出优待俘虏的政策。他向广大指战员说明：“国民党军队中许多士兵是被作为壮丁抓来的穷人，不应该打骂他们，而要进行说服，教育他们反戈一击。”毛泽东明确宣布：“工农革命军不杀、不打、不骂俘虏，不搜俘虏腰包；对伤病俘虏给予治疗。经过教育、治疗后留去自由。愿留下者，开欢迎会做革命军战士；愿去者发给路费，开欢送会。”如此宽仁厚德，优待俘虏的政策，在瓦解敌军，壮大自己方面，起到了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
1928年4月中旬，茶陵、遂川、宁冈等县先后建起工农兵政府，并开展了土地改革实验。工农革命军也由不足一个团发展到一个师两个团，并同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建立起赤卫队、游击队。工农武装割据打开了新的局面。此时，又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在发动了湘南暴动后，组成红一军；与强敌激战旬日，连遭失利，正向井冈山方向撤退。
毛泽东得知此情，立即派袁文才、何长工率第二团西进资兴，接应红一军上山。毛泽东亲率第一团在桂东、汝城方向阻击国民党追击部队，掩护红一军撤退。经过数日与敌周旋，朱德、陈毅率红一军到达宁冈砻市；毛泽东率部亦摆脱敌军，顺利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