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八回 九一八东北沦陷 一二八淞沪抗战（
第六八回九一八东北沦陷一二八淞沪抗战（上）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干预下，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把王明强行塞进中央政治局，补选为政治局常委。六月，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米夫以共产国际名义指定由王明为代理总书记，执掌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开始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在党内的统治。王明，原名陈绍禹，安徽六安人。在苏联留学、工作数年，擅长生吞活剥，背诵书本，是个典型的教条主义者。既没有实际斗争经验，又不愿对中国国情和革命规律进行研究，只知照抄共产国际的决议，照搬苏联的某些经验，盲目痴迷“中心城市暴动”，拼命鼓吹冒险进攻，蛮横地要求红军配合中心城市起义。为了推行其极左政策，王明等人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对持有不同意见者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党内生活出现了极不正常的局面。王明在白区顽固地推行“进攻路线”，拒绝实行必要的退却和防御，使刚刚恢复的共产党组织遭到又一次惨重失败。九月，党中央机关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王明随米夫去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临行时，又指定由博古为代理总书记。博古，原名秦邦宪，字则民；江苏无锡人。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归国后即任共青团中央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担任代理总书记后，继续执行王明的“左”倾政策，在各根据地大搞宗派斗争，撤职、关押、杀害了一大批优秀干部，给党的事业和根据地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暂且不表。
且说正当中国连绵内战、政局纷争之时，一场空前规模的经济危机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在危机浪潮的冲击下，日本的经济也被推到了崩溃的边缘。企业纷纷倒闭，工人大量失业，物价不断飞涨，市场一片萧条，农业遭遇重创，民生困苦不堪。为了摆脱危机，日本军国主义者决心趁欧美各国焦头烂额、无暇东顾，以及中国政府忙于内战、民生凋敝、国防空虚之际，实施其既定的侵华政策。日本政府授意关东军总部组成阴谋集团，以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等人为核心，极力策划发动“满蒙事变”，妄图侵占中国东三省。日本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司令部先后四次秘密派遣特务，侦察中国东北地区，收集政治、经济、军事情报。日本政府依据所收集的情报，连续召开内阁会议，制定武力进攻方案，急于发动一场侵华战争，借以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缓和阶级矛盾，并依靠掠夺中国的财富，来医治经济危机造成的创伤。
1931年6月，日本军部制定《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确定了采取军事行动占领“满蒙”的方针。日本政府和军部竭力为侵华战争制造舆论，大肆叫嚣：“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要保卫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父兄先辈流血换来的满蒙权益”；到处煽动侵占“满蒙”的狂热情绪。日本朝野上下，对发动新的侵华战争已经迫不及待，接连制造挑衅事件，为增兵东北、挑起战火制造口实。
七月，日本关东军特务在长春北郊万宝山挑拨中朝农民关系，唆使朝鲜浪人抢占农田，造成流血冲突。日本政府乘机在它统治下的朝鲜煽动反华风潮，并在日本国内大造反华舆论。八月，日本陆军大尉中村潜入黑龙江境内，从事军事侦察的间谍活动，被东北军抓获，处以死刑。日本关东军总部借机散布舆论，叫嚣“必须以武力解决”；并命令驻军进入临战态势，侵华战争一触即发。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恶意挑衅和狂妄叫嚣，国民党政府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方针。“万宝山事件”后，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要隐忍自重，协力抑制排日运动”。“中村事件”后，蒋介石又电示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在东北如何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望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指示东北军遵照蒋介石的命令，避免军事冲突。致使东北军处处忍让，毫无戒备。
东北军的消极忍让，助长了日寇的嚣张气焰。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派遣独立守备队一部，在河本中尉的带领下，炸毁了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的一段铁路，反诬“中国军队有意破坏，袭击日本守备队”。蓄谋已久的日本关东军立即炮轰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并出动军队向北大营发起进攻。北大营官兵忍无可忍，被迫奋起自卫还击。当是时，北大营守军一万多人，来犯的日军仅五百人；如果认真抵抗，日军绝对占不了便宜。然而，当北大营官兵奋起抵抗时，蒋介石却密电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张学良立即打电话给北大营守军：“全部撤出阵地，即使日军勒令缴械，占领营房，均可听其自便。”正在浴血激战的士兵闻令，无比愤慨，团团围住传达命令的参谋长，怒眦欲裂，吼声若雷，群情鼎沸，泣血请战；有人嚎啕痛哭，挥拳击壁；有人持枪暴跳，狂躁不已；更有人破口大骂：“是哪个王八蛋下了这个命令。”参谋长泪流满面，劝诫弟兄们：“执行命令，撤出阵地。”北大营全体官兵挥泪集合，放弃抵抗，不战而退。
是夜，驻扎在南满铁路沿线的日本军队大举出动，向沈阳、长春、四平、公主岭等地发起进攻。各地的守军忠实的执行了不抵抗的命令，不战自退，沈阳等城市在一夜之间全部陷于日军之手。随后，日军肆无忌惮、疯狂进攻，一周之内，又占领了本溪、丹东、辽阳、海城、营口、抚顺等三十余座城市，控制了十二条铁路线，辽宁、吉林全部沦陷。日军每到一处，便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与此同时，二十万东北军抛戈弃甲，沿着铁路、公路向关内撤退。山海关外，一群一群逃难的灾民，簇拥在道路两旁，眼看着东北军仓皇后撤；没有人当面质问，也没有人胆敢阻拦。可是，东北军弟兄们，请手扪胸口问问良心：老百姓交粮纳税，养活了你们，实指望你们守土保国。而今，日寇打进家园，肆意烧杀抢掠，你们却不放一枪，撤向关内。你们扔下了美丽的白山黑水，扔下了遍地的大豆高粱，扔下了祖宗坟墓，扔下了父老乡亲。扔——于心何忍？
扔下的还有东北银行、政府的十八亿元官方财产。扔下了二百六十二架飞机，三千多门火炮，五千八百余挺机枪，十一万支步枪、手枪，不计其数的炮弹、子弹。扔——良心安在？
东北军走了，日本人得逞了。日军继续北犯，占领了齐齐哈尔、哈尔滨；又南下辽西半岛，占领了锦州。四月之内，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北全境，一口气吞下了三倍于它本土的中国领土。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富饶山河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三千万同胞成为亡国奴。
东北军走了。以马占山为首的一部分爱国将领，半路上违背张学良的命令，又返回东北境内，组建了抗日救国义勇军，与日寇展开了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
东北军走了，共产党人来了。9月20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抢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指出这次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产物”，“是帝国主义反苏战争的序幕”，强调要“武装保卫苏联”，号召各级党组织加紧领导群众的反帝斗争。特别要求满洲省委加紧发动群众，组织兵变和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中央指示，一面号召东北军民奋起救国，组织民众政府，自觉抵抗日军进攻；一面要求各地党组织积极开展各种兵运工作，团结各种抗日力量，独立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中共中央先后选派了罗登贤、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赵一曼等优秀同志到东北，加强满洲省委的领导力量，努力开展和扩大东北抗日斗争。中共满洲省委积极领导工人、农民、学生的反日活动，先后组建了一百多支义勇军和三支抗日联军，展开了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敌后游击战争。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国际联盟的“裁决”上。9月21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公开宣称：“日本公然侵略，固然深可痛心。然此时世界之舆论，皆认为日本是无理挑衅。我国民众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国家存亡，关系重大，此时务须劝告民众：严守秩序，服从政府，尊重纪律，勿作轨外之妄动。”然而，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操纵国际联盟的英、法、美等国与日本沆瀣一气，不但默许而且公开袒护日本的侵略行径。国民党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的抗议、向国际联盟提出的控诉，均是石沉大海无消息，纸钱送鬼无回音。
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毛泽东、朱德、贺龙、彭德怀、林彪等人联名发表文告：“日寇侵我满洲，屠杀劳苦大众。务望全国同胞，坚决奋起抗日。”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抗日爱国救亡运动，纷纷要求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北平、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各大城市，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学生罢课、工人罢工，游行请愿，抵制日货的运动。
十月，学生救亡运动由请愿转为示威。北平学生成立抗日救国联合会，组建南下示威团，奔赴南京，向国民政府示威。蒋介石命令军警大肆出动，打伤三十三人，抓捕一百八十五人。上海各校学生随即举行示威游行，予以声援；遭到上海当局的驱赶、绑架、关押。国民政府的倒行逆施，进一步激起了学生的愤怒，北平、天津、广州、济南、武汉、上海、西安等地学生代表汇集南京，在南京大学举行三万多人参加的抗日救亡大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愤怒的学生冲进外交部，痛打了外交部长王正廷。蒋介石再次命令军警突然袭击，大打出手，打死打伤五十余人，逮捕、关押六百余人，残酷镇压了学生运动。蒋介石丧心病狂，走上了与中国人民为敌的道路。后人有诗议之曰：
勿忘国耻九一八，学生爱国政府杀。外敌入侵不抵抗，枪口对内是专家。
日寇入侵，使国民党内部也出现了重大变化。从国外归来的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利用其组织成立的“第三党”，不断发表通电、宣言，怒斥蒋介石为“蒋皇帝”、“蒋独裁”，是“奴颜婢膝的卖国贼”，号召人们起来“推翻蒋家王朝”。邓演达的活动，引起了蒋介石的刻骨仇恨；他指使亲信王柏龄派出大批特务，跟踪盯梢，秘密抓捕了邓演达，随即予以枪毙。
邓演达死后，“第三党”旋即解散。此时，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又兴风作浪，公开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蒋介石邪念顿生，思得一计，在官邸设下盛宴，诡称有要事相商，请胡汉民前来赴宴。酒过三巡，蒋介石突然变脸，命令侍卫扣押了胡汉民，连夜威逼其辞职。胡汉民身陷囹圄，左思右想，惟有辞职，才能换取人身自由。数日后，胡汉民递上辞呈，蒋介石大喜，立即对外宣布自己兼任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出狱后，匆忙逃到广州，成立了以他为首的国民党中央。躲在上海的汪精卫闻信，也急忙跟着凑热闹，又成立了一个国民党中央。于是，国民党内又出现了分别以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为首的三个党中央。
人因自贱而他人辱之，国因内乱而敌国侵之。呜呼！国民党里能人太多，本事都太大；外敌当前全不顾，各逞其能窝里斗。悲哉！窝里斗。我们中国人最大的毛病是善于窝里斗，精于窝里斗。这个毛病不改掉，中国永远也强大不了。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干预下，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把王明强行塞进中央政治局，补选为政治局常委。六月，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米夫以共产国际名义指定由王明为代理总书记，执掌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开始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在党内的统治。王明，原名陈绍禹，安徽六安人。在苏联留学、工作数年，擅长生吞活剥，背诵书本，是个典型的教条主义者。既没有实际斗争经验，又不愿对中国国情和革命规律进行研究，只知照抄共产国际的决议，照搬苏联的某些经验，盲目痴迷“中心城市暴动”，拼命鼓吹冒险进攻，蛮横地要求红军配合中心城市起义。为了推行其极左政策，王明等人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对持有不同意见者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党内生活出现了极不正常的局面。王明在白区顽固地推行“进攻路线”，拒绝实行必要的退却和防御，使刚刚恢复的共产党组织遭到又一次惨重失败。九月，党中央机关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王明随米夫去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临行时，又指定由博古为代理总书记。博古，原名秦邦宪，字则民；江苏无锡人。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归国后即任共青团中央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担任代理总书记后，继续执行王明的“左”倾政策，在各根据地大搞宗派斗争，撤职、关押、杀害了一大批优秀干部，给党的事业和根据地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暂且不表。
且说正当中国连绵内战、政局纷争之时，一场空前规模的经济危机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在危机浪潮的冲击下，日本的经济也被推到了崩溃的边缘。企业纷纷倒闭，工人大量失业，物价不断飞涨，市场一片萧条，农业遭遇重创，民生困苦不堪。为了摆脱危机，日本军国主义者决心趁欧美各国焦头烂额、无暇东顾，以及中国政府忙于内战、民生凋敝、国防空虚之际，实施其既定的侵华政策。日本政府授意关东军总部组成阴谋集团，以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等人为核心，极力策划发动“满蒙事变”，妄图侵占中国东三省。日本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司令部先后四次秘密派遣特务，侦察中国东北地区，收集政治、经济、军事情报。日本政府依据所收集的情报，连续召开内阁会议，制定武力进攻方案，急于发动一场侵华战争，借以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缓和阶级矛盾，并依靠掠夺中国的财富，来医治经济危机造成的创伤。
1931年6月，日本军部制定《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确定了采取军事行动占领“满蒙”的方针。日本政府和军部竭力为侵华战争制造舆论，大肆叫嚣：“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要保卫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父兄先辈流血换来的满蒙权益”；到处煽动侵占“满蒙”的狂热情绪。日本朝野上下，对发动新的侵华战争已经迫不及待，接连制造挑衅事件，为增兵东北、挑起战火制造口实。
七月，日本关东军特务在长春北郊万宝山挑拨中朝农民关系，唆使朝鲜浪人抢占农田，造成流血冲突。日本政府乘机在它统治下的朝鲜煽动反华风潮，并在日本国内大造反华舆论。八月，日本陆军大尉中村潜入黑龙江境内，从事军事侦察的间谍活动，被东北军抓获，处以死刑。日本关东军总部借机散布舆论，叫嚣“必须以武力解决”；并命令驻军进入临战态势，侵华战争一触即发。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恶意挑衅和狂妄叫嚣，国民党政府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方针。“万宝山事件”后，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要隐忍自重，协力抑制排日运动”。“中村事件”后，蒋介石又电示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在东北如何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望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指示东北军遵照蒋介石的命令，避免军事冲突。致使东北军处处忍让，毫无戒备。
东北军的消极忍让，助长了日寇的嚣张气焰。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派遣独立守备队一部，在河本中尉的带领下，炸毁了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的一段铁路，反诬“中国军队有意破坏，袭击日本守备队”。蓄谋已久的日本关东军立即炮轰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并出动军队向北大营发起进攻。北大营官兵忍无可忍，被迫奋起自卫还击。当是时，北大营守军一万多人，来犯的日军仅五百人；如果认真抵抗，日军绝对占不了便宜。然而，当北大营官兵奋起抵抗时，蒋介石却密电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张学良立即打电话给北大营守军：“全部撤出阵地，即使日军勒令缴械，占领营房，均可听其自便。”正在浴血激战的士兵闻令，无比愤慨，团团围住传达命令的参谋长，怒眦欲裂，吼声若雷，群情鼎沸，泣血请战；有人嚎啕痛哭，挥拳击壁；有人持枪暴跳，狂躁不已；更有人破口大骂：“是哪个王八蛋下了这个命令。”参谋长泪流满面，劝诫弟兄们：“执行命令，撤出阵地。”北大营全体官兵挥泪集合，放弃抵抗，不战而退。
是夜，驻扎在南满铁路沿线的日本军队大举出动，向沈阳、长春、四平、公主岭等地发起进攻。各地的守军忠实的执行了不抵抗的命令，不战自退，沈阳等城市在一夜之间全部陷于日军之手。随后，日军肆无忌惮、疯狂进攻，一周之内，又占领了本溪、丹东、辽阳、海城、营口、抚顺等三十余座城市，控制了十二条铁路线，辽宁、吉林全部沦陷。日军每到一处，便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与此同时，二十万东北军抛戈弃甲，沿着铁路、公路向关内撤退。山海关外，一群一群逃难的灾民，簇拥在道路两旁，眼看着东北军仓皇后撤；没有人当面质问，也没有人胆敢阻拦。可是，东北军弟兄们，请手扪胸口问问良心：老百姓交粮纳税，养活了你们，实指望你们守土保国。而今，日寇打进家园，肆意烧杀抢掠，你们却不放一枪，撤向关内。你们扔下了美丽的白山黑水，扔下了遍地的大豆高粱，扔下了祖宗坟墓，扔下了父老乡亲。扔——于心何忍？
扔下的还有东北银行、政府的十八亿元官方财产。扔下了二百六十二架飞机，三千多门火炮，五千八百余挺机枪，十一万支步枪、手枪，不计其数的炮弹、子弹。扔——良心安在？
东北军走了，日本人得逞了。日军继续北犯，占领了齐齐哈尔、哈尔滨；又南下辽西半岛，占领了锦州。四月之内，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北全境，一口气吞下了三倍于它本土的中国领土。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富饶山河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三千万同胞成为亡国奴。
东北军走了。以马占山为首的一部分爱国将领，半路上违背张学良的命令，又返回东北境内，组建了抗日救国义勇军，与日寇展开了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
东北军走了，共产党人来了。9月20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抢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指出这次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产物”，“是帝国主义反苏战争的序幕”，强调要“武装保卫苏联”，号召各级党组织加紧领导群众的反帝斗争。特别要求满洲省委加紧发动群众，组织兵变和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中央指示，一面号召东北军民奋起救国，组织民众政府，自觉抵抗日军进攻；一面要求各地党组织积极开展各种兵运工作，团结各种抗日力量，独立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中共中央先后选派了罗登贤、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赵一曼等优秀同志到东北，加强满洲省委的领导力量，努力开展和扩大东北抗日斗争。中共满洲省委积极领导工人、农民、学生的反日活动，先后组建了一百多支义勇军和三支抗日联军，展开了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敌后游击战争。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国际联盟的“裁决”上。9月21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公开宣称：“日本公然侵略，固然深可痛心。然此时世界之舆论，皆认为日本是无理挑衅。我国民众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国家存亡，关系重大，此时务须劝告民众：严守秩序，服从政府，尊重纪律，勿作轨外之妄动。”然而，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操纵国际联盟的英、法、美等国与日本沆瀣一气，不但默许而且公开袒护日本的侵略行径。国民党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的抗议、向国际联盟提出的控诉，均是石沉大海无消息，纸钱送鬼无回音。
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毛泽东、朱德、贺龙、彭德怀、林彪等人联名发表文告：“日寇侵我满洲，屠杀劳苦大众。务望全国同胞，坚决奋起抗日。”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抗日爱国救亡运动，纷纷要求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北平、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各大城市，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学生罢课、工人罢工，游行请愿，抵制日货的运动。
十月，学生救亡运动由请愿转为示威。北平学生成立抗日救国联合会，组建南下示威团，奔赴南京，向国民政府示威。蒋介石命令军警大肆出动，打伤三十三人，抓捕一百八十五人。上海各校学生随即举行示威游行，予以声援；遭到上海当局的驱赶、绑架、关押。国民政府的倒行逆施，进一步激起了学生的愤怒，北平、天津、广州、济南、武汉、上海、西安等地学生代表汇集南京，在南京大学举行三万多人参加的抗日救亡大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愤怒的学生冲进外交部，痛打了外交部长王正廷。蒋介石再次命令军警突然袭击，大打出手，打死打伤五十余人，逮捕、关押六百余人，残酷镇压了学生运动。蒋介石丧心病狂，走上了与中国人民为敌的道路。后人有诗议之曰：
勿忘国耻九一八，学生爱国政府杀。外敌入侵不抵抗，枪口对内是专家。
日寇入侵，使国民党内部也出现了重大变化。从国外归来的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利用其组织成立的“第三党”，不断发表通电、宣言，怒斥蒋介石为“蒋皇帝”、“蒋独裁”，是“奴颜婢膝的卖国贼”，号召人们起来“推翻蒋家王朝”。邓演达的活动，引起了蒋介石的刻骨仇恨；他指使亲信王柏龄派出大批特务，跟踪盯梢，秘密抓捕了邓演达，随即予以枪毙。
邓演达死后，“第三党”旋即解散。此时，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又兴风作浪，公开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蒋介石邪念顿生，思得一计，在官邸设下盛宴，诡称有要事相商，请胡汉民前来赴宴。酒过三巡，蒋介石突然变脸，命令侍卫扣押了胡汉民，连夜威逼其辞职。胡汉民身陷囹圄，左思右想，惟有辞职，才能换取人身自由。数日后，胡汉民递上辞呈，蒋介石大喜，立即对外宣布自己兼任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出狱后，匆忙逃到广州，成立了以他为首的国民党中央。躲在上海的汪精卫闻信，也急忙跟着凑热闹，又成立了一个国民党中央。于是，国民党内又出现了分别以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为首的三个党中央。
人因自贱而他人辱之，国因内乱而敌国侵之。呜呼！国民党里能人太多，本事都太大；外敌当前全不顾，各逞其能窝里斗。悲哉！窝里斗。我们中国人最大的毛病是善于窝里斗，精于窝里斗。这个毛病不改掉，中国永远也强大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