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１７４９章 汇通全国
转眼间已经进入七月，宋军已经围城三个月，在大都城外建成以壕沟和寨垒为主体，纵深十余里的环城防御体系，将城池变成了一座陆上孤岛。而其间蒙元虽然也曾通过派兵缒城袭扰, 遣军出战等手段试图打破封锁，但皆被宋军击退，再难与外界取得联系。
为了应对酷暑，赵昺采用轮戍法，让各部半数驻守，半数到城郊近水的清凉之地休整，每半月轮换一次。同时令各营地要建立起有效的排水措施, 以防止暴雨冲毁营地；又命医药院派发消暑和防蚊药物，预防疫病的发生和流行。
与此同时, 后方征募的新兵也开始陆续抵达，保证参战诸部齐装满员。当然这些新兵也是在后方经过数月的训练才下派到部队，而非刚刚换上军装的普通百姓，他们只需短时间的适应就能够投入战斗。
而赵昺也知道如此会增加军费支出的，因为军事训练是需要大量成本的，除了训练带来的粮食和武器损耗外，时间的消耗对于平民来说也有很大的影响。但士兵的职业化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尤其是在由冷兵器向热兵器转换的非常时期，也是时代进步的选择。
要知道在远古直到春秋战国时期，农耕技术较为落后，也没有所谓的“精耕细作”说法，而到了宋代，耕作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对农时的要求也更加严苛。这也是王安石的保甲法在北宋难以广泛推广的原因之一。
征兵制最大的问题也就在于此，由于无法维持足够的训练时间，即使进行大规模的征兵，所能征集到的，只能算是拿着武器的农民, 面对更加职业化的部队，往往会面临严重的伤亡，甚至带来灭顶之灾。
靖康之变前夕，面对金人南下的威胁，徽宗下诏令各地“勤王”，希望依靠勤王军来弥补京师兵力的严重不足。然而，勤王诏令的结果出人意料。“倍道并行，星夜赶来”的勤王军，却因为补给、士气、决策的种种混乱而陷入崩溃，庞大的“军队”数量并未能转化为优势。
勤王军在面对更加悍勇的女真铁骑时，这些没有经过太多军事训练就被投入战场的北宋士兵，很难组织起有力的反抗。不过，职业化士兵的出现，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这些以当兵为生的士兵不仅需要国家承担其高昂的粮饷，就连武器装备也需要由国家统一供应。
在这种情况下，过去那种动辄几十万的军队规模, 自然再不可复制。北宋时军队大多集中于西北, 然而即使是镇守这一隅之地，就已经耗费了北宋财政的“十之七八”, 养兵之费，可见一斑。
正因如此，在条件受限的情况下，少而精的职业军队其实才是更加合适合理的决策。所以即便在复国之战的非常时期，赵昺依然没有盲目扩大军队的规模，夺取江南后最先组建的十大禁军和水军依然保持在四十万左右，组建的地方州军也维持在二十万上下。
之后随着控制了两淮地区，为了保证北伐需要和后方稳定，禁军才再次扩编，组建了六个减编军部署在东南要地。而此次北伐后，也只是增加了十个旅的州军编制，也维护交通和镇抚新收之地。当然州军虽说是二线部队，但依旧是准职业化部队，战斗力也不可小觑。
如此宋军总兵力维持在八十万上下，依然也只是大宋冗兵最为严重时期的规模。可依然让赵昺倍感压力，可以说除了人吃马嚼下，路途的遥远使得后勤难度呈几何倍数增加，再加上火器已经广泛列装军队，后勤补给的难度绝不是战国时期可以比拟的。
为了保证这支军队的粮草供给，朝廷几乎用尽了所有手段，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动员当地百姓、商贾在沿路提供牛羊，让大军一路买买买。此外还允许商人在军后贩售牲畜粮食，补充所需。而在重农抑商的古代，朝廷愿意在战场上优待商人，也无非是希望通过当地人减少运输之费。
为了抢占西北战场上的先机，赵昺不得不又遣兵西征，这无疑又增加了后勤上的负担。而他敢于如此做，主要还是因为当下已经进入雨季，江河水位上涨，使得他可以利用水路在大范围内调动全国的资源，保证北伐军和西征军的需要。
在中国历史上，早在西周时期周王室非常重视汉江——长江的航运通道，利用这条便捷快速的水路采取大量的铜以满足王室的需要。同时为了保证铜的安全运输和航运通道的安全无阻，周王室布置了汉阳诸姬的分封格局拱卫这条关乎国家安全的战略航道。
步入春秋，周室衰微。原本生活在长江中游地区的楚国开始兴起，对长江流域的诸侯国进行了大规模吞并，舟船水战跟随着楚国扩张的步伐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也是长江航运上最开始的军事运用。
尽管长江流域的诸国开始进行舟战，但依旧没能完全克服长江天险。楚国所在的长江中游，水道曲折，百折千回，无法顺畅通航，而在下游江面过于宽阔，风浪过大，舟船容易失事。故而长江的横向交通还没有实现全面贯通，仅有部分舟船会因为军事缘故而航行交战。
面对这样的自然环境，吴国遂利用江淮之间的巢湖水系来贯通东西横向运输。为此吴王夫差在原有的巢湖水系上进行了开发利用，开凿邗沟等多条人工运河，以纵向的运河将两条平行的江河连通。西向是吴国攻楚的路线，可利用舟船走水路运输兵员和补给，也可以继续向北。
此时初步形成了长江东西航运和南北运输的格局态势。至秦始皇南征岭南时，为了支援前线的作战，他决意命人开凿灵渠，贯通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利用这条航运通道运输兵员和漕粮抵达战争前线，用长江干支流的水道运输粮食物资开启了封建王朝的漕运大幕。
刘邦建汉，政治中心地处于西北的关中地区，而首都的税收征粮都是依赖于黄河中下游。将粮食运输到首都长安，走黄河则会遭遇三门峡的巨大落差，陆路运输损耗巨大。因此采取利用长江水道，先从淮泗水系南下进入长江，再回溯长江进入汉江，最终从汉中将粮食转运到长安。
汉廷以这条航道为基底，将长江的干支流为延伸，串联起了关中与山东，西北与南方区域间的交流，从而实现粮食的长途高效安全，成为了汉王朝实行漕粮运输的方法，从此也成为了之后封建王朝粮食运输的主要方式，同时实现了对全国的有效掌控。
隋合南北，隋炀帝修筑京杭大运河，南北航运彻底贯通。来自江南地区的粮食、特产经由运河直接转运黄河，最终运抵黄河流域。而河北地区的税粮、货物也由大运河或运抵洛阳，或运送南方。宋都开封城更是全国的航运枢纽和贸易中心，利用居运河之中的区位优势将南北地区的货物、财富集中在了京师。
大运河与长江的连通所带来的还有全国物流的航运干道。上游巴蜀地区的人民采用了挂帆拉纤的方法，结合不同江段的特点变化，实现了“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的快捷航运。而对于长江下游江面宽广风浪大的危险，在利用江心洲与河岸的狭窄河道的同时，通过开凿河岸边的人工狭小河道来提高航运的安全性。
对于南方地区，湘江和赣江发源自岭南和武夷山，连接到了南部边陲地带。利用这两条支流，北方可以南下进入岭南和福建，或通过在南京溯流而上在九江转入赣江，翻越大庾岭到达广州。而南疆的产物也可以沿着这两条江流进入长江中游地区，进而转运到全国各地。
宋廷早已经控制了长江水域的航道，现下又占领了黄河流域，完全可以实现利用两条主要河流构成的基干航线，对全国领域内的物资调动，将东南和西南，甚至川蜀地区征集的粮食运到中原。而当下赵昺就是利用旧运河将粮草运往洛阳，以此为转运基地供应西征军的粮草辎重。
当前赵昺的所图已经不是中原，而是全国，他仍然需要为出塞做准备，而如何将粮食物资运到草原同样需要解决。他遣热气球时常飞越大都城，其实不止是侦察城内情况，同时也是从空中考察周边的河流走向和水域分布情况。
如今勘察渐渐进入尾声，赵昺要完成忽必烈的‘未竟事业’，在他的建议下工部已经着手开辟通往大都城下的运河。而那些十万战俘就是修河的免费劳动力，当下几座船闸修建完毕，通惠河的雏形已经呈现出来。也许等大都城被攻下时，就可以实现贯通，把物资源源不断的运进城内，成为经略草原的物资基地
为了应对酷暑，赵昺采用轮戍法，让各部半数驻守，半数到城郊近水的清凉之地休整，每半月轮换一次。同时令各营地要建立起有效的排水措施, 以防止暴雨冲毁营地；又命医药院派发消暑和防蚊药物，预防疫病的发生和流行。
与此同时, 后方征募的新兵也开始陆续抵达，保证参战诸部齐装满员。当然这些新兵也是在后方经过数月的训练才下派到部队，而非刚刚换上军装的普通百姓，他们只需短时间的适应就能够投入战斗。
而赵昺也知道如此会增加军费支出的，因为军事训练是需要大量成本的，除了训练带来的粮食和武器损耗外，时间的消耗对于平民来说也有很大的影响。但士兵的职业化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尤其是在由冷兵器向热兵器转换的非常时期，也是时代进步的选择。
要知道在远古直到春秋战国时期，农耕技术较为落后，也没有所谓的“精耕细作”说法，而到了宋代，耕作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对农时的要求也更加严苛。这也是王安石的保甲法在北宋难以广泛推广的原因之一。
征兵制最大的问题也就在于此，由于无法维持足够的训练时间，即使进行大规模的征兵，所能征集到的，只能算是拿着武器的农民, 面对更加职业化的部队，往往会面临严重的伤亡，甚至带来灭顶之灾。
靖康之变前夕，面对金人南下的威胁，徽宗下诏令各地“勤王”，希望依靠勤王军来弥补京师兵力的严重不足。然而，勤王诏令的结果出人意料。“倍道并行，星夜赶来”的勤王军，却因为补给、士气、决策的种种混乱而陷入崩溃，庞大的“军队”数量并未能转化为优势。
勤王军在面对更加悍勇的女真铁骑时，这些没有经过太多军事训练就被投入战场的北宋士兵，很难组织起有力的反抗。不过，职业化士兵的出现，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这些以当兵为生的士兵不仅需要国家承担其高昂的粮饷，就连武器装备也需要由国家统一供应。
在这种情况下，过去那种动辄几十万的军队规模, 自然再不可复制。北宋时军队大多集中于西北, 然而即使是镇守这一隅之地，就已经耗费了北宋财政的“十之七八”, 养兵之费，可见一斑。
正因如此，在条件受限的情况下，少而精的职业军队其实才是更加合适合理的决策。所以即便在复国之战的非常时期，赵昺依然没有盲目扩大军队的规模，夺取江南后最先组建的十大禁军和水军依然保持在四十万左右，组建的地方州军也维持在二十万上下。
之后随着控制了两淮地区，为了保证北伐需要和后方稳定，禁军才再次扩编，组建了六个减编军部署在东南要地。而此次北伐后，也只是增加了十个旅的州军编制，也维护交通和镇抚新收之地。当然州军虽说是二线部队，但依旧是准职业化部队，战斗力也不可小觑。
如此宋军总兵力维持在八十万上下，依然也只是大宋冗兵最为严重时期的规模。可依然让赵昺倍感压力，可以说除了人吃马嚼下，路途的遥远使得后勤难度呈几何倍数增加，再加上火器已经广泛列装军队，后勤补给的难度绝不是战国时期可以比拟的。
为了保证这支军队的粮草供给，朝廷几乎用尽了所有手段，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动员当地百姓、商贾在沿路提供牛羊，让大军一路买买买。此外还允许商人在军后贩售牲畜粮食，补充所需。而在重农抑商的古代，朝廷愿意在战场上优待商人，也无非是希望通过当地人减少运输之费。
为了抢占西北战场上的先机，赵昺不得不又遣兵西征，这无疑又增加了后勤上的负担。而他敢于如此做，主要还是因为当下已经进入雨季，江河水位上涨，使得他可以利用水路在大范围内调动全国的资源，保证北伐军和西征军的需要。
在中国历史上，早在西周时期周王室非常重视汉江——长江的航运通道，利用这条便捷快速的水路采取大量的铜以满足王室的需要。同时为了保证铜的安全运输和航运通道的安全无阻，周王室布置了汉阳诸姬的分封格局拱卫这条关乎国家安全的战略航道。
步入春秋，周室衰微。原本生活在长江中游地区的楚国开始兴起，对长江流域的诸侯国进行了大规模吞并，舟船水战跟随着楚国扩张的步伐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也是长江航运上最开始的军事运用。
尽管长江流域的诸国开始进行舟战，但依旧没能完全克服长江天险。楚国所在的长江中游，水道曲折，百折千回，无法顺畅通航，而在下游江面过于宽阔，风浪过大，舟船容易失事。故而长江的横向交通还没有实现全面贯通，仅有部分舟船会因为军事缘故而航行交战。
面对这样的自然环境，吴国遂利用江淮之间的巢湖水系来贯通东西横向运输。为此吴王夫差在原有的巢湖水系上进行了开发利用，开凿邗沟等多条人工运河，以纵向的运河将两条平行的江河连通。西向是吴国攻楚的路线，可利用舟船走水路运输兵员和补给，也可以继续向北。
此时初步形成了长江东西航运和南北运输的格局态势。至秦始皇南征岭南时，为了支援前线的作战，他决意命人开凿灵渠，贯通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利用这条航运通道运输兵员和漕粮抵达战争前线，用长江干支流的水道运输粮食物资开启了封建王朝的漕运大幕。
刘邦建汉，政治中心地处于西北的关中地区，而首都的税收征粮都是依赖于黄河中下游。将粮食运输到首都长安，走黄河则会遭遇三门峡的巨大落差，陆路运输损耗巨大。因此采取利用长江水道，先从淮泗水系南下进入长江，再回溯长江进入汉江，最终从汉中将粮食转运到长安。
汉廷以这条航道为基底，将长江的干支流为延伸，串联起了关中与山东，西北与南方区域间的交流，从而实现粮食的长途高效安全，成为了汉王朝实行漕粮运输的方法，从此也成为了之后封建王朝粮食运输的主要方式，同时实现了对全国的有效掌控。
隋合南北，隋炀帝修筑京杭大运河，南北航运彻底贯通。来自江南地区的粮食、特产经由运河直接转运黄河，最终运抵黄河流域。而河北地区的税粮、货物也由大运河或运抵洛阳，或运送南方。宋都开封城更是全国的航运枢纽和贸易中心，利用居运河之中的区位优势将南北地区的货物、财富集中在了京师。
大运河与长江的连通所带来的还有全国物流的航运干道。上游巴蜀地区的人民采用了挂帆拉纤的方法，结合不同江段的特点变化，实现了“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的快捷航运。而对于长江下游江面宽广风浪大的危险，在利用江心洲与河岸的狭窄河道的同时，通过开凿河岸边的人工狭小河道来提高航运的安全性。
对于南方地区，湘江和赣江发源自岭南和武夷山，连接到了南部边陲地带。利用这两条支流，北方可以南下进入岭南和福建，或通过在南京溯流而上在九江转入赣江，翻越大庾岭到达广州。而南疆的产物也可以沿着这两条江流进入长江中游地区，进而转运到全国各地。
宋廷早已经控制了长江水域的航道，现下又占领了黄河流域，完全可以实现利用两条主要河流构成的基干航线，对全国领域内的物资调动，将东南和西南，甚至川蜀地区征集的粮食运到中原。而当下赵昺就是利用旧运河将粮草运往洛阳，以此为转运基地供应西征军的粮草辎重。
当前赵昺的所图已经不是中原，而是全国，他仍然需要为出塞做准备，而如何将粮食物资运到草原同样需要解决。他遣热气球时常飞越大都城，其实不止是侦察城内情况，同时也是从空中考察周边的河流走向和水域分布情况。
如今勘察渐渐进入尾声，赵昺要完成忽必烈的‘未竟事业’，在他的建议下工部已经着手开辟通往大都城下的运河。而那些十万战俘就是修河的免费劳动力，当下几座船闸修建完毕，通惠河的雏形已经呈现出来。也许等大都城被攻下时，就可以实现贯通，把物资源源不断的运进城内，成为经略草原的物资基地